博主按语：1994年春运结束后，本人根据已掌握的资料及现场采访所得，写出了长篇纪实报道《受累了职工，受苦了民工——94铁路春运民工潮回眸》。这篇报道被本人供职的报纸采用后，《中国青年报》以《哭泣春运路》为题，用3000字的篇幅刊登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当年的春运情景仍是那么惊心动魄，令人震撼。现今的铁路春运与20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但愿当年那样的铁路春运永远不要重现。  

 
火车站广场上等待进站的民工旅客

    3月20日夜，北京车站报时大钟即将奏响零点的乐曲，此刻站内一声长长的笛鸣，251次列车徐徐开出。这是首都这天最后始发的一趟客车，也是全国铁路这天最后始发的客车之一。

　　这一时刻的到来，这趟列车的开出，标志着1994年为期60天的铁路春运战役结束。它宣告：在这60天里，全路发送旅客1.8亿人次，日均309万人次。全路职工为完成今年的春运任务，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大潮压境：禁令被突破

　　1.8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它等于把大上海的全体人口集中起来运送迁移了10次。这是一个沉重的数字，国家铁路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最能与这个代价成正比的，就是包含在数字中的、惊心动魄的民工潮。

　　1.8亿，不等于民工客流的全部，但综合南方几个铁路局发送客流的分析，民工约占75%以上。郑州铁路局春运期间发送旅客1724.6万人，日均28.7万人，民工客流占80%左右。成都铁路局管内的客流中，民工比例高达90%以上。2月中、下旬，在某些区段和列车上，民工几乎达到100%。今年春运期间，全路比去年同期增运1026.1万人，增运概率基本上是民工。按65%的保守比例计算，全路春运期间运送民工旅客达1.17亿人次。

　　惊心动魄之处不在于数字，主要表现在民工潮的集中和汹涌之势。

　　这是记者当时记录积累的一组信息：“春节刚过，涌动的民工大潮便从四乡八野向合肥车站卷来。”“背着简单行装的年轻男女，潮水般涌出广州车站，高峰日已超过10万人。”“成都车站民工客流来得早、来得猛，初三、初四每天已达3万多人。”“才大年初一，民工潮就直奔重庆火车站而来，当天积压1.5万人。”“春节过后，数万民工从不同方向涌向武昌、汉口车站，中转南下。”“2月13日（正月初四）至19日，长沙火车站已运送南下民工15万多人。”“从正月初三开始，郑州局管内每天以4万余人的速度增长，短短4天时间，民工客流就迅速上升到35万人。”……

　　浩荡的民工潮，可能是人类在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季节性人口流动。它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了多方位的震荡。对于平时运能和运力就已经饱和的共和国铁路来说，无异于给攀梯者缚石。

　　为最大限度地疏运客流，铁道部将今年的春运时间比往年延长20天，每天图定客车延长10.5对，每天增开直通临客32.5对，增开局管内临客96.5对。60天中，全路共开行临客15480列，另外还开行了大量民工专列。尽管如此，客流严重滞留积压的告急，仍不断从全路各地传向指挥机关；铁道部领导关于始发列车超员不得超过20%、途中列车超员不得超过50%的禁令，在绝大部分列车上被突破，许多列车实际超员100%以上。大潮压来，铁路企业及其职工别无选择，必须全力以赴，弃利取义，奉献拼搏。

　　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

一场“洗劫”：代价皆沉重

　　2月下旬，检查春运工作的铁道部部长韩杼滨一路耳闻目睹民工潮的冲击，很不安地讲了一段情理之言：“每年春运下来，铁路都像遭受一场洗劫，人困马乏，设备破坏惨重，而旅客也受尽了旅途之苦。”2月26日，他在成都车站看到六七天走不了的旅客和精疲力竭的职工，动情地说：“苦了我们的职工了，苦了我们的旅客了。但是，职工多吃一点苦，旅客才会少一点痛苦。”部长的话，真实地归纳了铁路、旅客在民工潮中付出的代价。

　　先说“人困马乏”。

　　高峰迭起的民工潮，使广大铁路职工、尤其客运职工的负荷量成倍增加，劳动强度大，工作困难多，超劳现象严重。郑州局春运期间日均加开临时客车35列，需要补充客车、车辆、机务人员9000名。现职人员没有富余，临时增加这么多可以上岗工作的人显然不可能。他们除招收、抽调部分临时人员搭配车班以外，部分人员缺口由现职职工加班加点、连乘套跑来解决。全局370个客车乘务组，有330个安排了套跑连乘交路。武昌至成都的77次特快车班套跑581次临客，一趟乘务77小时，月均工作269.5小时，超劳61.5小时。郑州客运段京南四组从大年三十开始，连乘套跑13天、310多个小时。西安客运段延安车队全体干部和乘务员调往京广线跑民工专列，20多天循环连乘，不能休息，不能回家，半数人员劳累生病，多名乘务员病重住院。兰州局银川客运段兰州车队同样在外连乘郑州至广州、新街等地的民工专列，身怀有孕的女列车员李欣累得流产在列车上……由于列车严重超员，旅客乘降困难，列车不能正点发车，经常晚点，造成机车乘务员严重超劳。仅郑州局春运中前30天的粗略统计，机车乘务员超劳达2487趟、共计6247小时。

　　与此同时，一些基层干部也累垮了。为了疏导民工客流，维护站、车秩序，保证运输安全，众多的站段领导干部、车间车队干部等，从春运准备到春运结束，始终奔波在生产一线，没有休息之日和喘息之机，有的连续一个多月不下交路。郑州客运段主管乘务的副段长曹瑛，每天昼夜在现场组织乘务，心脏病加重，春运结束前病倒在站台上。

　　再说“设备破坏惨重”。

　　由于列车乘客普遍爆满，许多列车的门窗玻璃被挤烂。为了走得了，一些民工和其他旅客靠砸烂车窗、车门玻璃爬上车。严重超员的列车上，人们踩、挤、压、砸、打，致使面镜、茶桌、座席、靠背、封条等设备大量损坏。以郑州局为例，春运期间，局内担当的列车上，车窗玻璃被打烂25680块，洗面器及支架被压破压垮1336个，车厢门锁损坏5720把，厕所便器被踩压破损1251个，各种水阀损坏丢失3444个，车厢其他设备一般损伤不计其数，车辆修活总计达到10万件以上。对此略加整修，就需资金900万元。有的车辆配件库存全部用完，仍满足不了维修需要。有的车窗玻璃反复被打，换不胜换。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各局配属的新型双层客车投入临客民工运输后，漂亮、簇新的设备很快伤痕累累，靠背、板壁、桌面、座席到处被割破划破画脏，难以恢复原样。双层客车上的中空玻璃也大量被打破，每块价值千元以上，且更换难度很大。仅郑州局所属的8列双层客车，就被打破中空玻璃210多块。

　　另外，为补充客车的不足，南方几个铁路局在春运中使用货物棚车72140辆，并将车辆的底板凿穿打洞，加装厕所，春运结束后再拆除厕所，将洞补上。这既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也损伤了大量车辆。

　　职工的极度劳累，设备的大量损伤，就是铁路承受的“皮肉之苦”和内伤。说它是一场“洗劫”，毫不过分。

　　不仅如此，为紧急疏运民工客流，铁路还被迫牺牲紧张而珍贵的货运能力，严重影响了运输生产任务和国家经济运行。在京沪、京广、川黔、京沈、浙赣、襄渝、陇海、焦枝等主要干线，由于加开大量临客，占用了大量牵引货车的机车，各枢纽站、编组站的调车作业和列车编解受到限制，货物列车的牵引动力严重不足；同时也占用了货车的通过、作业能力，交接口的货车交接量大幅度下降，有的完不成计划。开行临客和民工专列最多的2月15日至2月28日，仅京广线蒲圻口，下行日均少交3.4列，上行日均少接8.4列，货物保留车大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待运的重要物资被迫停装限装。仅2月11日至26日，郑州局到上海、广州、柳州、成都四局的装车受限严重，比月计划少装7218车，月均欠装451车。南方几个铁路局抽扣7.2万多辆载重60吨的优质棚车，用来代替客车运送民工客流，挤占了货物发送能力，造成许多地方空车不足，严重影响了装车计划和运输效益。

　　武昌车辆段在运用车辆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开行临客的急需，被迫采取调整运用列车编组“挖”车源、压缩运用及定检残车“挤”车源、从车辆工厂“求”车源等非正常办法，于2月16日完成两列、38辆临时客车的编车供应任务。

　　超量的民工客流，还常常使客车弹簧压死、压断，使车钩钩差过限。如不能发现并补救，意外情况随时可能发生。万一导致列车脱轨颠覆，后果不堪设想。铁路安全，如履薄水。

福祸同行：旅途多艰辛

　　在铁路承受巨大压力的同时，旅客，尤其广大民工旅客，的确诚于铁道部韩杼滨部长所说，他们“受尽了旅途之苦”。

　　在一些特等站、一等站，甚至众多的三、四等小站，民工客流人山人海，许多人六七天买不上票，签不上字，上不了车，陷入困境。三四天走不了的人，随处可见。

　　2月13日（正月初四）之后，郑州车站广场南侧的12个临时中转签字窗口前，人们全部腰搂腰地排着数百米长队，从早到晚，移动缓慢。有位准备去太原打工的农民已经排队三天两夜，只前进了15米，因无同伴替换，突然昏倒在众人脚下。29岁的四川农民冉金锁，多日乘车达到郑州，准备转车去东北沈阳打工，但等候了三天三夜，仍买不上票，身上备用的零花钱已经用完，分文皆无。他进退两难，因焦虑而精神失常。2月17日早上，他双腿脆地，用头猛撞铁柱子，头破血流。一位欲往新疆善鄯的老大娘，在民工堆里挤了三天，未能靠近售票处，只好每见到戴红标的人就下跪，一直到执勤人员帮她买到西去的车票。

　　由于运量与运力相差悬殊，常常有大量民工买了票、签了字（甚至已经反复签字多次），也仍然进不了站，进了站也上不了车。于是，某些车站明里暗里冒出许多“助进队”、“掀屁股队”。少数社会无业或有业人员及个别铁路职工，利用地熟、人熟的条件，将成群的民工旅客带进车站（有的指使跳墙进站），或用手掀起屁股，让他们从车门或车窗口爬进车厢，就向每人收取10至50元的报酬。如不给够，休想脱身。到春运结束，少数干此勾当的人已从民工身上盘剥万元以上。尽管如此，眼看进站、上车无望的民工，只好把进站、上车的一线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这些旅客忍痛被敲诈，嘴上还不停地说着好话。

　　在一些车站，可常见这样的场面：一趟过路列车进站，或一趟始发列车检票放行，潮水般的客流便蜂拥而上，展开一场发疯般的挤车大战。只要能挤上车，被人打一拳，踢一脚，都不在乎。当一些列车鸣笛开走后，站台上还剩下一群群没能挤上车、或从车门口拽下来的民工。

　　在某车站，一位民工进站后几次挤到车门口，都被别人挤了出来，焦虑使他慌不择路，强行爬上列车顶部。结果刚一抬头，便触到了电网，被高压电击下站台。

　　在武昌车站，一位中转福建的民工，已经签了三次票都没能挤上列车，最后乘人不备，钻入车底，把自己捆绑在车底的部件上。列车开动后，由于高速的风吹，他身体迅速降温，完全冻成冰人。

　　有一对青年农民夫妇带着两岁多的孩子去上海浦东打工。在列车下，他们又作揖又说好话，坐在窗内的旅客才同意他们从这里的窗户钻车。可是他们刚把孩子和一包行李塞进云，列车就开动了。小俩口疯了般扒住车窗不放，被站务人员拉开。他们撕肝裂肺地喊叫着，哭倒在站台上。

　　更令人心惊的是，在很多车站的广场和进出站通道上，高度密集的民工，静则如稻穗麦浪，动则似大河奔流。只要有一个人盲目地喊一声，或向前推挤一下，便会人流混乱，严重失控，极易造成伤亡事故。

　　2月15日夜，衡阳车站就发生了这样的惨祸。那天，大量准备乘车南下的民工集结在该站，晚上20时左右已达3万多人，候车室、广场及附近的街道都挤得满满的。21时35分，车站组织617次临客列车放行。当进站旅客行至第三站台天桥时，两位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坠落。就在他们弯腰去捡行李之际，密集前行的民工立即拥挤绊倒，22人当场踩压窒息而死，另有22人在抢救过程中死亡，7人重伤。记者后来调查得知，由衡阳南下广东的大量民工，都是从百里之外的农村赶来的。他们头天半夜摸黑出门，赶到衡阳车站时已经精疲力竭。为了抢时间排队买票、候车、进站，一直没顾上吃东西，上天桥的台阶都已力不从心，这时稍有人推挤，便会摔倒。加之大多数民工为同村结伴而行，被此拉扯着，一人跌倒，便带倒一片。

　　焦急中挤上列车的人，总有一种庆幸感。但一些列车的车厢内过度拥挤，旅客坐不上位子，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解不成手。加之车厢内空气污浊，氧气稀薄，一些旅客生病、虚脱，以致付出生命。在108次、125次、184次等列车上，都发生过旅客（多为女民工）拥挤、窒息而死的悲剧。

　　2月15日，兰州开往广州的一趟临客列车上，4名年轻的农村姑娘在车厢被活活挤死，先后在广水、孝感、武昌车站抬下车。怀着打工挣钱、脱贫致富的憧憬乘车远行的姑娘，一上车就被挤得喘不过气来，美梦连同生命破灭在途中。

　　爆挤的车厢内，人们难以承受恶劣的空间环境，常常表现得焦虑不安，加之时刻担心、害怕坏人的侵害，又生出恐惧、惊吓情绪。车行一路，心神难定。因此，有些好端端的旅客，竟生生地被挤疯了。元月18日，在安康至南阳的268次列车上，民工旅客赵福生一行五人，因车内拥挤憋闷，担心害怕，相继精神失常而跳车，结果三人死亡、二人重伤。

　　元月27日，西安至成都的239次列车超员达150%，旅客头昏脑胀。列车在马角坝车站开出后，10号车厢一位20多岁的四川民工发现打工挣来的5000元血汗钱被盗，已很昏沉的他当即精神失常，失去自控。他抽出做工用的钢纤和水果刀，对周围旅客乱打乱捅，重伤二人，轻伤一人，并捣毁部分车内设备。仅成都至北京的163/164次列车，春运前40天就发生突发性精神失常而跳车15起，摔死11人，重伤9人。乘务人员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爆挤的车厢内仍防不胜防。

　　同时，因车内拥挤，防范困难，车匪、盗贼特别活跃，治安状况严重恶化。一些违法分子乘机在列车上偷盗、抢劫旅客的财物，危害旅客的人身安全。加之少数乘警巡查不勤，不负责任，违法分子越发猖獗，旅行环境越发恶化。来自新疆建设兵团的丁华民一家四口，带着多年的积蓄，从吐鲁番乘坐列车回河南永城县王家集乡郭庄村定居。行车途中，妻子刘芳英见车内盗贼行窃，好心地给被盗旅客提了个醒，结果招致群贼的洗劫和围攻。全家孤立无援，逼得三口在天水下车后跳入渭河，小女儿交给其他旅客后下落不明，一个幸福的家庭就此毁灭。

放眼观潮：寻“万全之计”

　　回眸民工潮的冲击和压力，不是要责备和否定民工的合理流动。现在春运的结束，也不等于民工潮的冲击和压力已经过去。

　　民工为国家建设、城市经济和家乡脱贫立下了汗马功劳，当前的民工潮只是农民走向市场的序曲。四川、河南、湖北、安徽等省的省委和省政府，都将支持农民外出做劳务当作一项战略决策。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力”还将跨地区、跨省区流动，民工潮只会看涨，铁路受冲击的形势将更加严峻。有人最近就民工潮向社会和铁路进言：“老虎已经来了，一只更大的老虎还要再来。无论你想不想承受它的冲击，该来的一定会来。”

　　铁路再苦再难，也不能回避这个现实，而必须勇立潮头，搏浪而行。但坦率地说，如此年复一年地搞春运，如此疲于应付民工潮，必将越来越被动，越来越难以为继。铁道部韩杼滨部长在检查春运中也作过一番思考：“铁路年年如同救火般地搞春运，这不是长远之计”，“国家、地方和铁路都应该想个万全之计，把客流纳入一个合理有序的轨道”。

　　“万全之计”在哪里？今年2月份，劳动部推出“城乡就业协调计划”第一期工程。这项工程的目标是要在全国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基本制度、市场信息系统和服务网络，使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较大的主要输入、输出地区实现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有序化。这项工程计划从今年10月开始实施，为期三年，到1996年12月基本实现劳动力流动有序化。但这很可能是说说而已，难见实效，它近几年不可能减轻铁路的重负，更不可能解决民工运输的燃眉之急。

　　作为已经拖得很苦的铁路，既要求得积极稳妥的良方，又不能再持久地打疲劳战、消耗战。要尽快走出民工潮的困境，一个最首要的途径，或许就是让运输真正走入市场，与市场经济接轨，与市场规律相吻合。另一个最根本的途径，是加大加快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列车行车速度，大量地增加运输能力。在远水难解近渴的目前，对现有运力，要在准确掌握客流流量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地搞好配置与运用，充分地发挥其效能。

　　对不同地区的民工和其他客流流动，铁路应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运力配置计划，并有视成本而核定运价的主动权，运用合理的价格原理缓解客流冲击，平抑“潮起潮落”，促进客流有序运转。

　　全国的城镇有11104个，大、中城市203座，目前有资格闹民工潮的只是一部分，所以铁路上的民工潮并不平衡，大的压力主要集中在某些局部上，仔细加以调查研究，不难把握它的基本规律。为了不再“临时救火”，今年春运中的经验教训和客流特点就很值得总结。

　　（1994年3月29日夜写，发表于4月5日人民铁道报、5月5日《中国青年报》，本文评为报社当月优秀稿件一等奖，奖金15元。本文见赖国清新闻作品集《背影亦动人》下卷，2008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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