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一张床睡两对已有点儿挤吧? 床痛苦地大叫：滚下去一对！

    一张床睡几对夫妻最合适，这好像是个伪命题。按照常理，一张床上只睡一对夫妻，顶多再睡个不懂事的婴幼儿。如果硬要抬杠的话，违背这个常理的事也有。媒体不只一次地报道，曾有肆无忌惮的贪官，公然把“二奶”领回家居住，并强迫“大奶”同睡一床，成为事实上的一夫二妻。因违常理，就难合适，那贪官跟谁亲热，都有一方感到别扭，夜里老觉得这床窄了点儿。那贪官还要两边应付，左右逢源，劳神费力，也挺辛苦。很显然，一张床的面积和承受力都很有限，睡一对半夫妻也不太合适。但本文这个题目，是一位天才农民给我的，而且与后面的内容非常贴切，所以就算不上伪命题，亦不存在八卦成份。

    且表京广路附近，有个自发性小菜市，周围市民特别需要它，可辛勤的城管每天都来驱赶卖菜人。今晨前往，稍晚一步，卖菜人已被撵走。两个农民模样者，不知为何没跑，蹲在路边抽烟。其中一位，酷似赵本山；另一位更绝，竟然长得像我，曾经一定是个英俊人物。只听“赵本山”说：如今国家养的人真多。那位“我”纠正道：不是国家养的，是纳税人养的！“赵本山”接着说：对对，纳税人养的，纳税人养人太多，有些人不摆治纳税人，就会闲得蛋疼。

    那位“我”咧嘴一笑，说起了他们村上的事，大意是：村里原来只有7名干部，管理不错，办事不少，但几年功夫，现在增加到30多个，而且形成两派势力，各有后台，勾心斗角。这些人都想占据油水大的位置，都想当官发财。可是，天上不掉银，地上不长金，只好打全村农民的主意，在国家补贴、征地款项等各个方面搞截留。集体经济没有因为干部多就增长，反而加重了村民们的负担……那位“我”说到这里，“赵本山”猛吸一口烟屁股，摇头道：“唉，一张床，睡一对夫妻正合适，他硬在上面睡两对、挤三对，这床肯定受不住，人也互相扛膀子、顶屁股。”

    “赵本山”略显粗俗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一个其貌不扬的农民，用最浅显、最通俗的语言，阐释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天才也！因为他们议论的“村官”虽然不算官，但他们所说的村官现象，却道出了全国官员现象的一个缩影。如果把农民比做一张床的话，现在挤在这张床上被养活的官员实在太多了，这张床的负重实在太大了。

    官是被民（纳税人）养活着的。官越多，民的负担就越重。现在中国的官民比例，早已达到世界之最和历史之最。有人举例说，美国现在的官民比例为1：800，日本的官民比例为1：500，中国的官民比例最少是日本的7倍。早在1998年，作为政府要员的国家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在我国历史上，汉朝平均8000人供养一个官员，唐朝平均3000人供养一个官员，明朝平均5000人供养一个官员，清朝平均1000人供养一个官员（但包括并未在职当官的皇亲国戚、王爷公孙）。另有资料显示，汉朝、唐朝时期，县令（县长）手下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多为县令自己花钱雇用。而现在的中国呢？刘长琨说：平均40个人（包括老人小孩）就要供养一个官员。（不仅供养的官员多，而且供养着很多贪官污吏）！

    如今，距刘长琨提供上述数据已过去十多年了，官民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例如，我国西部某省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曾进行机构改革的消息吐露，全县平均13个农业人口就要供养一个官员。由于精减干部阻力太大，精减出机关的干部仍通过各种途径搞收费，最后以改革失败告终，机构和干部队伍再次膨胀。还有一条某地农村新闻，无意提到该县平均36个农业人口供养一个官员。请注意，是包括老人小孩在内的“农业人口”而不是“农业劳力”。如此比例，如此负担，当地农民的贫穷实属正常；如果那里的农民能富裕起来，那才见鬼呢！

    国家的GDP逐年增长，为什么还说官多民难富？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总结道：中国的财政是“吃饭财政”(他老人家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表面看，一些地方的财政收入数字不小，国家又给拨了很多钱，但由于机构庞大、吃财政饭的人员太多，钱都被发了工资，都被官员吃掉了，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很穷，农民仍然增收困难。尤其事关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农村，省、市、县、乡、村(包括中央部门),都行政成本过高，甚至高得没谱，从而阻碍了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

    农民是张床，谁都往上躺。在我国事关农村问题上，普遍存在人所共知的“四大顽疾”：

    顽疾一：官多。行政机构臃肿不堪，从中央、省、地、市、县、乡到村，六、七级组织形成严密覆盖的管理体系，几乎每层组织都存在着人浮于事的现象。人数众多的体系，完全靠消耗公民税款、挤占或强占农民利益得以生存。虽然有的地方政府也多次精简机构，但总是不见成效，甚至每“精减”一次就膨胀一次，越“精”越乱，越“减”官员越多。有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机关，企事业机关，三两年就扩建一次办公楼，可里面的机关干部还是坐不下，房子还是不够用。一些省、市、县，领导班子里的副职多达十几名，已经不算新闻。

    顽疾二：官奢。官员不仅多，其奢侈之风也日盛一日，讲排场，搞攀比，博虚名，竞阔气。一边是许多农民挣扎于温饱线上，甚至看病读书都困难，一边是官员的行政耗费超过了实际经济水平。他们往来于高档办公楼与宾馆之间，名车、名烟、名酒、名牌衣饰，引领消费新潮，大量糟践着农民的血汗。里面的公车年年增加，也还是不够用。在有些县城，近年来还先后建起了世界第一“县衙”、“八星级办公楼”之类，腐败奢华，无以复加。

    顽疾三：官贪。城市官场不说了，即使农村官员中，腐败之势也相当严峻。官员贪污受贿已具明显的团伙化、大额化、多面化、普遍化特征，这从已查处的案例中足可得到佐证（例如最近查出的云南铜业集团涉金20多亿元、70多名官员共谋贪污的窝案）。另外，县级以下各部门，几乎都存在巧立名目、直接或变相侵占农民利益的现象。早在九十年代，朱镕基总理就气愤地说过：农民不堪重负。幸亏党中央英明，实行税费改革，给了农民喘息之机。

    顽疾四：官庸。一些官员昏庸懒怠，某些农村政权机器运转失效，政令不畅，政纪松弛，对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有的官员或行政不作为，或者慵懒成性，养尊处优，贪图安逸，见责任就躲，见享受就上。有的人本是农民出身，却对农民冷漠无情，不愿花力气为农民服务。

    现在，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三农”，实行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并在各个方面给予“三农”巨额补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村依旧发展困难，农民增收困难，钱都到哪儿去了？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为原因，如层层截留、挪用、挥霍、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分配使用不合理、投入不讲效益，等等；同时，睡在农民这张“床”上的人太多，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要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要减轻广大农民兄弟的负担，要提高中央投入“三农”资金的实效，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下决心、下狠心精减机构，精减多得不能再多的官员。有的地方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裁员，其实裁员不如裁官。我以为，这是一条良策良方。不要说再现数千人供养一官的历史，也不要说像美国那样800人供养一官，我们能否做到百人供养一官？

    总之，还是那位长得像赵本山的天才农民说的对，一张床只睡一对夫妻最合适。(2009.4.26)

某经济发达县一位背柴卖的乡下老奶奶,腰被压弯,难道我们应该无动于衷吗?

这是豪华国际大酒店？不，这是我国某县花20多亿元建造的世界第一“县衙”

（一个小小农业县的机关办公楼,他们想干吗?）！

 网友的跟帖评论,发表了不少很有见解的意见,谢谢大家!将把部分朋友参与讨论的意见收藏在下:

  黄河谣：2009-04-27 09:30:17 [回复] [删除] 
    那座县衙门令人震惊！！！这张床睡了无数对“夫妻”。可见农民发牢骚是有根据的。

  上海榛子：2009-04-27 17:47:22 [回复] [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