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路上狼当道　自此时时感念狼

大概是1956年吧，我初小毕业，考上了高小。同村下湾的宁文明，也和我一起考上了高小。在当时，这好像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多数农家子弟只读到初小毕业就不读了，或者根本考不上高小。

已经记不清准确的时间了，那大概是秋季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吧！吃过午饭，我去后山砍了一会儿柴，看看已将近半下午了，就回家做出发准备，要去宣化店小学上高小了。那时读书住校，都要向学校交送粮食和柴禾。学校只给煮饭，不给菜吃，学生要么不吃菜，要么自己带菜。

母亲拿了一条平时盛粮食的布袋子，用“升子”往布袋里装了四升多大米。这升子是农家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种木制量具，上大下小的正方形。容积计量上，十角为一升，十升为一斗（音抖），十斗为一石（音担），每升约4市斤左右。农村居家，平时做饭需要用多少粮食，煮干饭还是煮稀饭，妇女们多用升子衡量，一般不会有大的出入。旧时粮食的粜出和籴入（粜、籴二字专指粮食买卖），也多用升、斗计量。母亲用升子量的米如果用秤量一下重量，不会有太大的差距。我朝装米的箩筐里看了看，所剩的米已经不多了，看到自己要一下子拿走家里一二十斤米，心里觉得挺不是味儿。

我穿上母亲给洗过并用米汤浆过、另用废旧扁担锯成的“忙锤”敲打平展了的粗布褂子，心里充满了暖意。(过去农村人穿的棉布衣服，洗后晾晒到半干，用米汤浸揉一下，晾干后叠好，平放木凳上加以捶打，一是展平去皱，二是下次易洗，三是增强耐穿性，这就米汤浆衣的作用。过去说妇女持家，“缝补浆洗”，都是有根据的)。我这褂子是自织的粗棉布，到街上的染坊染成靛蓝后做的，平时不大舍得穿。那时候，农村人除了天热穿单衣，就是天冷穿棉袄，没有其他过度性的衣服。我也一样，现在只穿单衣。好在身体皮实，即使冷点，哪怕冻一下，都不知道什么叫感冒。

我到柴火垛上扯出一捆较好的枝条类干柴，用稻草拧出的“草腰子”重新捆紧。然后拿根两头包着铁尖的挑柴专用工具“冲担”，一头扎进柴捆，一头挑上大米。母亲关切地问我，你能挑得动吗？我挑起来试了试，觉得不太沉重，就说挑得动。我洗洗脚，穿上母亲做的那双平日不大舍得穿的半旧布鞋。但我穿到脚上后又脱了下来，把鞋别到了柴火捆子上，决定赤着脚走。

下湾的宁文明已由其父宁幺爷送往学校，我只得自己跟自己做伴。

自己已经12岁了，在家干活时没少挑挑抬抬。这些柴禾和大米在家试挑时感觉并不重，可刚走了二三里路就十分吃力。而且由于个头还不高，柴禾捆子老是触地，米袋子也不停地晃悠，越走越沉重，越走肩头越疼。于是，只好走走歇歇，一段一段地艰难前行。如此一来，前往宣化店的十五六里路程就变得遥远起来，原本计算好的时间也就越来越紧了。

爬上通往金山岗的长大坡道，肩膀更加疼痛，歇息得也更加频繁。太阳向西边的山际移去，阳光变得毫无暖意，高高的金山岗上涂撒着来自太空的淡淡金黄。大山的西坡在斜阳中尽现一天来最后的明媚，而东则的坡沟却已暗淡无光。蜿蜒而上又蜿蜒而下的山道，随着山体色彩的暗淡反而显得明亮起来，远远近近地泛着醒目的白色。由于天色渐晚，仅有的一两个行人匆匆走过而远去，长长的弯路上只有我这个男孩吃力地向山岗攀爬。

终于爬到金山岗坡道的顶点了，我迫不及待地放下柴米担子歇息。在这个两侧陡峭的山岗上，顺着行人的必经之路，明朝嘉靖年间热心公益的人修建了一座凉亭。凉亭约十二三平方米，砖墙瓦顶，东西开门。冬天，行人可以在里面歇息避风；夏天，行人可以在里面歇息乘凉。这样的凉亭，在翁家老庄往西去姚家畈的山岗上，及以其他一些道路经过的山岗上，过去都曾有过。旧时的人或化缘集资，或富有者个人出钱，多有修桥补路的善举，主要道路上也常设五里一棚、十里一亭。十里之亭常被称为长亭，并多有“送君送到十里长亭”的深情厚谊之故事。

金山岗上的这座凉亭，虽然历经数百年的兵荒马乱、朝代更迭以及无数民众的你来我往，都没有遭到破坏。即使出现局部自然损坏，也总会有人及时修缮。我们到宣化店赶集，以及我在宣化店读书期间，每次爬坡后经过这里，常常要在凉亭里歇脚，或在凉亭旁边玩一会儿。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当代人在干部的指挥下，为了得到几块砖瓦，才以罪恶之手将它彻底拆除，一砖一瓦都没有留下。80年代之后，由于多次修路，凉亭所处的山岭被反复开挖，地形已大为改变。另外，过去在行人较多的道路上，一般半里路至一里路左右就有一两棵遮阳歇荫的树木，而且这样的遮阳树一般不会被人砍伐。从我家到宣化店的这一路，沿途就有不少遮阳的大树。最有名的，是离宣化店还有三分之一路程的山岗上的一棵枫树。这棵枫树年代久远，树下成为过往行人歇脚乘凉的重要地点，因而这个山岗也因树得名，数百年来都被称为“枫景树岗”（家乡话把枫树叫做“枫景树”）。这些历经了无数岁月的遮阳树，在近几十年来却被当今之人砍得几乎一棵不剩。尤其近年来因修汽车路，这些景物更是荡然无存了。在我们当代人手中，不将旧有的景物遗存荡涤干净，似乎社会就无法进步。

再说在这座凉亭北侧的山坡上，耸立着几个巨大的青石。我刚把柴米担子放下，就看到大青石上坐着一条大灰狼。我大吃一惊：大灰狼高昂着头，正朝我这里看呢！顿时，我害怕极了，头皮都在发紧发麻。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狼，但有关狼的传闻和可怕之事却听到过很多。例如，我哥也是十几岁的时候，正在大洼沟帮助赖福祥老爹耙田（租种的华姓地主的田），突然有条狼从树林里钻出，瞪着眼睛，久久不去。好在身边的大水牛喷着鼻息，呃呃直叫，给哥壮了胆，狼最后慢慢离去。我嫂子傅桂英曾有一个姐姐，夏天的晚上在堂屋门口支“竹连子”（用细绳编排起来的小竹排）睡觉时，其父傅德政和其母黄氏为了防止野兽侵害，特意让她睡在大人中间。尽管如此，狼还是隔着睡在外面的父亲把她叼走。第二天，夫妇俩找到新桥村后面隔山的查洼，只找到孩子的一只小鞋。与我同村的宁文斌的母亲曹老太太，年轻时嫁给王家洼何姓人家，丈夫死后改嫁到宁家。曹老太太当年住在王家洼时，狼群经常在夜里围攻她的房子，撞击房门。有一天，她遭到狼的袭击，虽然未被咬死或拖走，却生生地被咬去脸上一块肉，致使她右侧脸上留下一个月牙形凹陷性疤痕……

我还听说，狼生性凶残、狡诈、不怕人，善于背后袭击；对于大人，也能一口咬住脖子，背到背上就走。此刻，四周无人，天色暗淡，我一个12岁的孩子，孤立无援，大灰狼是不会放过我了！

狼看着我，我盯着狼，它不走，我也不敢走，就这样对峙着。我想大声喊叫喊叫，可紧张得喊不出声。我想，狼真的扑来，我只有用挑柴米的“冲担”跟它一拼了。

但庆幸的是，僵持很久之后，狼挪动步子，又朝我看了看，慢慢地向西边走去，消失在山岭的背面。这时，我仍然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仍然紧紧地盯着狼走去的地方，怕它突然袭击过来。如此过了一会儿，我才挑起柴米担子，顺着下坡道快步朝宣化店方向走去。

此处离宣化店还有八九里的路程，前面的山路仍处险境之中，我一面往前走，一面往后看，总担心狼在后面跟着，或另外再有狼来。另外，路边上和路旁的山洼里，还有跟狼一样可怕的坟墓。柴米担子越发沉重了，肩头针扎般地疼痛，两条腿也疼痛并颤抖起来。但是，在极度的恐惧之中，只有紧咬牙关，拼命地往前赶路。夜幕完全降临，脚下的山路恍恍惚惚，坎坎坷坷，尖利的石头硌疼了脚板。这一切，也全然不顾。直到完全下了山，并走过了最后一片坟墓，快到离宣化店已经很近的俞家店了，绷紧的神经才松弛下来。

宣化小学在宣化镇的南头，因地势较低，人们都叫它“南凼子小学”。学生大部分是镇上及周围各村的孩子，来自偏远乡村的孩子较少。我起初在学校食宿，一日三餐没有菜不说，饭食根本吃不饱，我们带去的米，伙房严重克扣，光煮清清的稀饭。因为没有被子，夜里睡在教室，也就是在课桌上和衣而卧，十分寒冷。老师和工友的伙食是另外的小灶，由一个麻脸的炊事员负责买菜做饭。一次，我看到麻脸炊事员买了豆芽、芹菜、本地特有的小麻鱼等，就觉得老师每天吃这样好的菜，太了不起了！

在学校北侧一个小山岭的后面，有一户姓骆的独户人家，户主与我的同村同学宁文明的大哥宁玉珍是“老契”（老契，文言上的契友，家乡人结拜的异姓兄弟）。入冬后，我和宁文明就借宿在骆家，并在骆家搭伙吃饭。我们俩共睡一个小铺，共盖一条自带的被子。我们每天只在这家吃早、晚两顿饭，也不敢多吃，顶多吃个小半饱，中午在学校吃饭（没有菜，也吃不饱）。那时，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

晚自习的时候，好像本镇的学生都不来，外地的学生集中到一个教室。自习的教室里，房梁上挂一只汽灯。灯泡像一个小网兜似的，由耐烧的石棉纤维织成，往灯座里打了气而带气压的煤油将灯泡烧得雪亮，我第一次看到如此明亮的灯光。

由于讨厌这里的一些学生（主要是镇上的子弟）爱合伙打架，性格内向的自己还常被人欺负，我和宁文明只在这里读了一个学期，寒假之后就转读到何家寨小学去了。

此后多少年中，我一直忘记不了入学路上见到的那只狼：它高高地坐在山石上，久久地看着我，最后缓缓地向另一方向走去。不知为什么，我有时竟然还怀念起它，想像它会去了哪儿，最后的命运如何。因为在我的家乡，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更由于人为地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过去大量存在的各种野生动物都迅速锐减，多数种类已很快绝迹，人们早就没有再看见过狼了。

狼是美丽的，灵性的。狼在其群体内外，有着比人更诚信、更信守的规则。在人类的侵扰下，狼的生存比人更艰难；与之相比，人类显得更加贪婪。那条狼最后之所以离去，或许是因为看出我对它没有敌意，也构不成威胁；或许是因为我没有匆忙逃跑，在对峙中似乎是个强者。

总之，这也算得上一种有缘分的遭遇，它给了我许多感悟，给了我美好的记忆和想像。

2008年11月17日（星期一，郑州，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