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伙伴去偷桃　牧童首创高尔夫

我极其敬佩为中华民族发明了汉字的先辈，他们不仅赋予每个汉字极高的审美价值而诞生出书法艺术，而且赋予每个汉字极为丰富的内涵。这是其他任何文字所无法比拟的。例如“牧”字，现代汉语解释为“放养牲口”，通俗的说法就是放牧。然而，如此一个“牧”字，却大有文章可做。

现代畜牧养殖可以运用现代科技，它无疑存在着很多文化含量。而先前的放牧，也就是简单的放牛放马放羊而已，放牧人大都是贫穷的农家子弟或者农奴。最近报纸上有一条报道，说是记者在某贫困农村问一个放羊的孩子：如果有外出的机会，你最想上哪儿去？放羊的孩子说，最想去北京。记者又问：你去北京想干什么？孩子回答说：去放羊。在中央早已宣布“全国人民已经整体达到小康水平”的今天，牧童的“去北京放羊”之说道出了什么社会隐情？由此可见，传统的放牧意味着什么。

只有文人墨客描写或描绘的放牧，才以文化形态跃然纸上，被人欣赏。而他们描写和描绘的放牧，也都是比较原始的放牧，诸如“牧人驱犊返”、“牧童归去横牛背”、“牧童遥指杏花村”等等。但是，高明而伟大的汉字造字大师却偏偏在这看似没有什么文化特质的农事上冠以“牧”字，并且特意使用了“文”字偏旁……你现在把这个“牧”字放在眼前，越仔细地端详越觉得它是那么儒雅、好看，越看越觉得这个“文”字偏旁的深奥和神秘。

小时的我，在还不认识这个“牧”字的时候，就已经是个牧童了。虽然也曾读书，是个学生，但牧童成份往往大于学生成份。因为在农村读书，尤其自己读书的那个时候，早晨起来要先去做农活或放牛；中午和晚上放学之后，也要替大人放牛；星期天、寒暑假，更要参加劳动，其中包括放牛。所以，那时的学生娃，其实也是小农夫、放牛娃，即文化词儿称呼的牧童。

孩童当牧童，主要是放牛。“牧”字的左边为“牛”，牛是人类的生存文化之一。春耕秋种的农忙时节，牛有时比人更辛苦、更劳累。不论腹中是否饥饱，不论身体是否健康，不论体力是否可支，不会言语的它们都要被农民套着拉犁拉耙，直到耕完计划中的田地。每当这个时候，人们一般也都知道及时放牛的重要性。

在自己的家乡，大人们要用牛耕田耕地时，家里的孩子必须早早地起床去放牛，让牛在出耕前补充一些草食。也有心硬和贪活的人，清晨起来，先套牛耕田犁地，然后回家吃早饭，早饭后接着用牛。在大人回家吃饭的这个间隙，放牛的孩子更要抓紧时间放牛。因为大人吃过早饭或午饭后，这牛又要在鞭子下劳苦整整半天。只有当春耕或秋种完毕、集中用牛的活儿告一段落，耕牛才会有一段专门的放养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放牛的孩子可以结伴，将牛赶到远处的山上去放。

为了让牛多吃草，吃到好草，必须根据时间的可能，选择合适的放牛地点。我们村子四周、所在生产队及其周边，山山岭岭、沟沟洼洼、田埂地头、路边河滩，都曾是我放过牛的地方，井洼、查洼、蒋洼、屋后山、面前山、大洼沟、四斗洼、荒塘洼、董堂对面山、上董堂、大塘洼东侧的小塘洼，等等，都是我曾经单独或与伙伴一起放牛之处。其中有的是清晨、中午或用牛耕犁的间隙放牛之地，有的是专门前往放牛之地。而与同村的宁文斌、董堂的傅汉成等结伴放牛时，走得较远的地方，往北到上董堂、往西到蒋家冲的后山岭、上地鸡洼、聂家山一带。如此把牛赶到远山，总想找到有好草的地方，让牛放得饱一些。

农村家庭，有的独家独户喂养不起一头牛，一是因为开始买牛时买不起，需要两三户合伙买；二是因为养牛意味着家里要有放牛人，家里没有放牛的人不行，两三户合伙养一头牛，可以轮流放养；三是家庭人口太少的、土地也少的，用不着单独养一头牛。我家单独或与人合伙喂养过水牛和黄牛，自己也就放过水牛和黄牛。与小伙伴一起放牛，如果有水牛又有黄牛就比较麻烦，因为水牛和黄牛不合群。尤其夏天，水牛喜欢找水塘浸泡洗澡。有时天热，它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一看到山下哪儿有水，就往山下冲去。还有，公牛或母牛发情的时候，它也会烦躁乱跑。遇到这些情况，自己就根本追不上，追上了也拉不住。而最最害怕的，是牛跑到别人的田地里吃庄稼或踩踏了庄稼。于是，放牛中常常要钻林子，闯荆棘，跳沟坎，追牛、跟牛、赶牛，既累又危险。

那时粮食紧张，生活质量差，外出放牛，总有一种饥饿感。特别是放远牛，中午不回家吃饭，更是饥饿和嘴馋。这时见到别人的花生地、红薯地，就特别想扯起一棵花生看看、抠出一个红薯吃吃。绝大多数时候，这种欲望会被自己的品德意识抑制住，数年中只是偶尔犯过一两次规矩。先是看看四周无人，惶惶不安地走到花生地边，用脚朝一株花生跺几下，使下面的土得以松动，再将花生棵扯起，看上面有没有已经成熟了的花生果，然后将成熟或未成熟的花生果都摘下来吃。如在红薯地边，先看看地埂上哪儿撑出了裂缝以及裂缝的大小，判断里面是否结出了红薯及红薯的大小。找到较大的裂缝后，就用手顺着裂缝扒出红薯，在身上蹭蹭泥土就吃了。有时看到地边上的旱豇豆，也会摘几根豇豆生吃。我们那儿的旱豇豆，长长的豆角或青或红或带花节花纹，是可以生吃的。

我大概十来岁的时候，常和傅汉成一起放牛。他住在我们村西边不远只有两户人家的小村子董堂。因为他家姓傅，与我奶奶娘家同宗，我们以老表互称，我把他父亲叫大舅。他比我年长约七八岁，个子大，力气大，胆子也大，会游泳凫水和爬树。跟他一块放牛，我觉得能壮胆子。

董堂对面的大山以及往西去的山，是我经常和傅汉成一起放牛的地方。山的背面是另一条山冲，冲口是黄家洼村。这个村的老住户黄永伯，其房后有一个小桃园。桃园里的十几棵桃树，是他家一项重要的经济出产。春去夏来，桃子刚刚长到鸽子蛋大小，就会被馋嘴的女人和孩子偷摘。于是，黄家的一位老太太就把纺车搬到桃园，天天在那儿纺线兼看守桃子。但是，尽管有老太太看守，傅汉成仍能偷摘出桃子。

每次去偷桃，他就叫宁文斌站在山上瞭望放哨，叫我在山顶上照看着牛，他自己下到山底，溜进桃园偷桃。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能在老太太的眼皮底下爬上桃树，摘下桃子。在此过程中，我的心都替他突突直跳。他偷摘了桃子，就把裤子脱下来，或者脱下上身的布衫，将桃子装在裤筒或袖筒子里，猿猴般背回山顶，从来没有失败过。不熟的青桃尽是白色桃毛，真不知他那裤子和布衫后来穿在身上是啥感觉。

他让我吃桃子，我总觉得自己是不劳而获，有点不好意思。吃剩下的桃子，我们在山顶上挖个土坑埋起来，第二天去放牛时再吃。现在回想，他偷来的那些桃子，桃核都没有长成，又硬又涩。可在当时，那真是好吃啊！但无论如何，偷人家的桃子是不应该的。也许桃子熟了后，人家自己都舍不得吃，等着用卖桃的钱办什么要紧的事呢！

与偷桃子相比，我们玩的一种游戏倒有意思得多。这个游戏名叫“赶狗”，是家乡放牛孩子专门玩的项目。其玩法是，在山上找块较平坦的地方，在地上挖个小坑，找个拳头大的石头放在六七步远的地方，扳倒一棵小树并折去枝梢而成木棍，然后挥动木棍击打石头，让石头滚向小坑。每人轮流着各打一棍，先将石头打进小坑者为胜。这游戏可以两个人玩，也可以三四个人一起玩。我的力量小，经验不足，经常打不赢傅汉成他们。

这种“赶狗”游戏，很像城里官员和富人打的高尔夫球。所以，我后来看见别人打高尔夫球，就觉得它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甚至有几分怀疑它是不是从我们放牛娃的“赶狗”游戏借鉴过来的。也许，流行于全世界的高尔夫球，就是我们山区牧童们发明的“赶狗”呢！

我们放牛的孩子，还在山上玩“抓子”：用八九个小石子抛起，以手背相接，接住了的，再抛起来，石子在下落的过程中翻掌空抓。没抓住落在地上的，抛起一个石子后，快速抓起地上的石子并翻掌接住抛起的石子；如此第一次捡一个，第二次捡两个，以此类推，不能触动其他石子，触动了为输，直到把地上的石子捡完。输者要“进贡”给赢者一个小石子，最后再看谁输的多和赢的多。这方面，我大不如女孩子。

另外，在山上还可以就地画个棋盘，以石子或草棍当棋子，下“农棋”，比输赢。还可以与邻山放牛的孩子对歌，要一面编词一面唱，虽然多有挑衅性甚至以歌对骂，但也是一种对大脑反应和嗓音好坏的考验。

我们在玩的时候，最希望的是牛们不要乱跑。牛一乱跑，就什么也玩不成。牛们规规矩矩地埋头吃草，我们就会感到快乐。

放牛的生活啊，就是如此地单纯。一个只字不识的人，只要踏实，耐心耐劳，就能把牛放养好。其中确有一些学问，却不是文化形态的学问。发明汉字的祖先将牧童的“牧”字以“牛”旁加个“文”字旁，不知寄托着什么样的寓意和理想。

2008年11月9日（星期日，郑州，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