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出门拾干柴　不料冻得哇哇哭

曾经的家乡，每年冬天总要下几场大雪。在家乡的山区看下雪，跟在城里看下雪有着天壤之别。那种情景，那种感受，那种领悟，非身临其境，是难以想像真切的。

下雪之前，天空总会阴沉一两天，大人们会十分准确地作出天气判断。但是，人们决不会因为将要下雪就畏缩在家，而是该出门干什么还干什么，并且加紧进行一些防雪避灾的准备。

开始下雪的“序曲”，有时是静静地飘落下细小的雪花，然后突然变成密集而成团的雪朵儿，即所谓鹅毛大雪。而更多的时候，是山风挟持着雪粒，猛烈地向下抽打。此时在外劳作、赶路，雪粒就会无情地横扫面颊，灌入衣领脖颈，让你呼吸困难，步履蹒跚。

在打柴的山中，在放学的路上，我曾多少次遭遇如此袭击。更要命的是，我有几次挑着柴禾去宣化店卖，正好赶上大风雪，不仅呼吸困难，脸如鞭抽，而且柴禾担子几乎变成了风帆，推着双腿不由自主地乱跑，大有被刮上天、推下山的感觉。迎头的大风和雪粒，抽打得全身透凉，手脚麻木，柴担被风刮得推磨般打转，强大的阻力让你寸步难行。只有使出全身之力向前顶着，才能向前挪动而不至于腿脚后退。尤其是万畈前面的南洼后山直到金山岗的那条长长的上坡山岭，北风最狂，风力最大，挑着柴担的我曾险些被风推到山下去。但无论如何，也得咬着牙，铁着心，豁着命，顽强地向前挣扎。尤其是有些挑着柴担去赶集的妇女（其中还有小女孩和老太太），那种柔弱和挣扎、困苦与艰难就更加难以形容。

比较浪漫的，是晚上睡在床上时开始下雪。那时，山风带着雪粒儿，或轻轻地抛撒在房瓦上，或猛烈地抽打在瓦片上，房顶发出轻重缓急、节奏不同的“沙沙沙”声、“哒哒哒”声或“哗啦啦”声。不用操心家务的孩子，这声响极为动听，同时倍感被窝的亲切，全身懒洋洋的，睡得最甜。而作为大人，或因为家中缺粮缺柴，或还有冬作物尚未抢种下去，或有亟待去做的事，这时听到这种声响，不仅不会产生浪漫的美感，反而会心绪紧缩、焦虑不安。

山区里的雪，有时来得很猛，让赶路的人猝不及防。有一次傍晚放学，我从冯家田小学回家拿粮食。走出学校后，开始下雪粒，可转眼之间，暴雪就铺天盖地，像有无数的棉花堆从天空垮塌下来，人被罩在雪幕之中，几十米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已看不见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袭上心头。五六里路程，还没有走到一半，已是积雪盈尺。河中的立石“钉子桥”更是危险难过，但我冒险走了过来。我艰难地走着，不时摔着跟头，天色很快黑了下来，眼前只是一片白光。走到离家约一里多路的何坟园时，只见坟头之间的洼沟已被积雪填满，坟头活像一座座死人们居住的白色帐蓬。

山里的大雪，时而伴着微风，无声地落下。远山近影的暗色背景中，棉桃似的雪朵儿显得格外密集。它们从空中划着银色的线条，匆匆向地面栽来，下悬崖，跳绝壁，登高枝，赴深涧，不论险境脏池，毫不迟疑，垂直而落。三两只喜鹊从雪幕中穿过，落在树顶枝头喳喳直叫，不知是高兴，还是在发愁。

大雪时而乘着疾风，搅动周天，狂扫而下。这时，松涛怒吼，枯枝鸣叫，柴垛低呜，房檐墙角等处发出尖厉的哨音。原本完整美丽的雪朵儿，在空中就被疾风打成大小不一的雪片雪粒，斜刺着向大地扑来；而在它即将落地的一瞬，却又被地面风搅起，或打着旋儿，或东折西拐，或左冲右撞，狠着劲儿摔落下来。这样的雪，击打行人面颊，善钻房隙破屋，更加欺负穷人。

每逢风雪之夜，睡在床上的我，都能感到从房檐和瓦缝钻进的碎雪，随着阵风扫过，纷纷扬扬地洒落在脸上，丝丝冰凉。早上起来，不仅积雪堵门，床上、桌上、房间地上都会有一层薄雪，灶房的水缸和腌着冬盐菜的水缸都会结出冰层。

在那些环境大气尚且正常的年代，一夜的大雪，就能封山断路。早上打开房门，只见整个世界都是一片洁白，仅有大树的树干挂着少量雪花，在银色的世界里站着黢黑的躯干。如果放眼四望，满山覆雪，此时此地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银妆素裹”。这个时候，早起的父亲一声咳嗽，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木锨，铲出去往柴垛、水井、牛栏和茅厕的道路（哥哥和我也会随之行动），铲出的道路有时就是一条积雪的巷道。

下雪的天气，本来与人类关系密切的麻雀，就更是飞绕在房屋四周，甚至停落在房檐、院中、墙上的木桩、凉衣杆上，以求寻得可食之物。这时，如果在扫除了积雪的地上用木棍支起一个竹筛子，在筛子下面撒些稻谷，并在木棍上拴一根线绳过来，麻雀来吃食时一拉线绳，就有可能抓到麻雀。这是孩子们爱玩的把戏，有点乘人之危的味道。但这样做如果被父亲发现，就会受到斥责。

那时，家中物质贫乏，温饱难保。衣被穿戴，全靠自种棉花解决。但土地要种粮吃饭，所种棉花极为有限，一般家庭种棉，仅够满足缝补所用的棉线而已。况且我们大家人口，靠母亲一双手，仅给每人做鞋，她都顾不过来。即使有点棉花，还要经过轧花、弹花、纺线、浆线、织布、染色、缝制等复杂过程，也是很不容易穿到身上。多少年中，我和许多人一样，也曾穿着薄衣单裤过冬。因为缺鞋无袜（有鞋袜时也经常舍不得穿），我大概从五六岁开始，就冻伤了双脚的脚后跟，形成严重的冻疮。此后每到冬天，双脚都习惯性地在同一部位长冻疮，溃烂数月。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入伍参军的前两年。

大雪之天，隆冬的晚上，家家户户都会把火塘烧得旺一些，一家人围坐着烤火取暖，我家当然也是如此（那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可是烤火取暖需要大量烧柴（主要是硬柴“大柴”），我们又要倍加努力地上山挖树兜、打“大柴”。白天再冷，只要山上积雪不深，我们穿单衣，顶北风，也要上山打柴，只有付出辛劳，才能换来温暖。

大概是1954年左右的隆冬，又一场大雪下了多天，气温极低，奇冷无比。火塘里烧着火，烤火的“大柴”已经不多，火烧的也不旺，坐在火塘边仍不暖和。大门东侧的山坡上，雪窝里埋着一些较干的树枝。穿着空心小袄和单裤的我，鼓起勇气，爬到山坡上的雪窝里，想扒些树枝回来。但气温实在太低，雪窝实在太冰凉，我扒着扒着，双手很快冻得又疼又僵。我坚持着，可指头针扎似的疼痛，已经拿不住树枝。长着冻疮的脚跟，这时也非常疼痛。于是，我忍了几忍，还是哭了起来（这也说明，当时的确被冻得非常严重，另外那时还不够坚强）。

母亲听见我哭，就跑出大门，对我说不要捡柴了，赶快回来。我双手抱不住树枝，只好空手从山上下来。回到火塘边，急于将手脚伸出来取暖。岂知手脚见了暖气后，却更是一阵钻心的疼痛。疼痛是疼痛，心里却非常感激母亲的体谅，及时把我叫了回来。

当然，无论是否下雪，我们都会打柴备柴，用以烤火御寒。当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享受温暖的时候，同样衣着单薄的母亲却在冰冷的屋子里忙着难以穷尽的家务，或是收拾厨房，或是煮潲喂猪，或是清点存粮，或是补衣做鞋，或是一旁纺线……辛劳的她，很少踏踏实实地坐在火塘边烤火。那时的我们，不大懂得心疼妈妈，而时刻心疼着孩子的妈妈，却正像孩子们的一只火盆。

2008年10月20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