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无希望

赖国清

      写下这个题目，决不是反对旨在帮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返回校园的“希望工程”，也决不是否定希望工程已经起到和正在发挥的一些作用。本人虽然每月有100多元的工资收入，但上有老下有小，同时负担着身居山村的两个残废弟弟和老母亲的全部生活费用，并为他们承担缴纳各种农村税费、摊派和提留款，因而经济上也算是一个穷人。尽管如此，自己仍千方百计挤出一些钱来，资助老家的几个孩子读书，也为希望工程尽点绵薄之力。

    那么，自己为什么会产生“希望工程无希望”这种字面上近似偏激的看法呢？这是因为，现在确有一些人（如少数官员）有一种片面思想，认为解决儿童失学问题只能依赖希望工程。如果按照这种认识对待希望工程，对待教育，那就把希望工程推向了难以承受的不适当位置。如果按此认识行事，对于根本解决儿童失学和农村基础教育问题就没有希望。我以为，如果希望工程之“希望”是指对社会献爱心的希望，实属可盼；如果是指由此改变教育命运的希望，实属无望。所以我这里说的“希望工程无希望”，并非指希望工程本身而言。

1989年，共青团组织所属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立，这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机构向世人宣布：实施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为主旨的“希望工程”，让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这一希望工程，乃功德之举。但希望工程的承载能力毕竟有限，它的倡导者和响应者不可能把需要全部解决的儿童失学和农村基础教育问题都包揽起来。贫困儿童失学问题有着直接和间接、表象和深层的多方面原因。笔者通过调查和研究，发现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十个方面：一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手中缺钱，加之各种收费和摊派负担过重，确实无力供子女上学。二是一些地方的农业政策、农村经济政策、扶贫政策、教育扶贫政策不落实，致使农村兴学难、农民子女读书难。现已发现，有的农民竟然被迫将希望工程捐寄来的助学款用于抵交当地的摊派、提留和税款；有的地方甚至将资助失学儿童的汇款扣压、截留，强行抵债，挪作他用，或者私分、贪污。三是一些地方由于交通、环境、师资等方面的缘故，没有条件办学，当地的孩子无学可上。四是一些学校乱收费、乱摊派，且人、财、物管理工作混乱，将各种不正当消耗和花销转嫁到学生头上，农民子女有学不敢上、上不起。五是一些乡村学校教学秩序混乱，基础课设置不合理，师不思教，授课水平和教学质量低下，群众眼看“误人子弟”，遂让子女辍学。六是一些地方的领导人只重抓钱“创收”，对办学兴教不热情，对非法使用童工不打击、不制止，导致部分儿童失学。七是有的地方部门不重视教育，缺钱不想办法，有钱也不投入。八是“读书无用论”和不正社会风气的影响，一些人有钱也不让子女读书。九是少数乡村干部将超生罚款作为“创收”项目，罚生而纵孕，实则鼓励超生，致使生育失控，吃掉了一些儿童的就学能力和就学机会。十是有些县乡和学校的教育经费有被挪用、乱支和流失现象，人为造成儿童上学难。更有甚者，一方面庞大的贫困少年儿童群体求学无望，一方面主管部门当负其责的教育不公、教育腐败肆无忌惮地抑制了贫民子女的就学和升学。如此等等，在这众多问题面前，希望工程显得十分乏力。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全国贫困儿童失学问题，希望工程的实施亦会受到影响和抵消，它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希望。

据统计，近十年来，我国平均每年有上百万儿童因家境贫穷而失学；我国现有近两亿文盲，并仍逞上升趋势；现在6岁至14岁的学龄儿童中，有3000多万从未入学或中途退学，其中84％以上在农村。1989年10月开始实施希望工程至1993年11月30日，虽已筹集海内外捐款2.12亿元，可累计只资助了54.9万名失学或入学困难的小学生（平均每年资助13万多名），仅占需要资助儿童的0.01%；四年累计资助建设希望小学204所，平均一个贫困县还摊不上一所。而且，随着入学费用的上涨，希望工程的资助面难以继续扩大。可见，希望工程虽集八方爱心，捐资逾亿，但仍只是杯水车薪，显得力薄量弱。从全国范围来看，实施希望工程以来，贫困家庭儿童失学人数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继续扩大，中国基础教育落后的现状没有因为希望工程而改观。

在许多贫困农村，例如本人的家乡大别山区，失学儿童极为普遍、人数众多，希望工程很难辐射到面上，似乎看不到它的影子。所以，那种依赖希望工程振兴教育的认识和做法不仅是消极的，也是没有希望的。

一个孩子完成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习，需要多年的稳定的经济保障。而希望工程的资助，落实到具体的儿童身上，大多只能是短期的、临时性的。希望工程的参加者、尤其是持久参加者，也总是十分有限的。众多家境贫穷的儿童中，即使有幸得到希望工程的资助，很多也难以持续地上学不辍。事实说明，希望工程既难以大面积地改变失学儿童的命运，也难以持续地保证资助对象的需求。一些从事希望工程组织工作的同志也感受到，希望工程功德无量，希望工程力不从心。（下接本文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