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波动对城市的影响到每年这个时候就会突显，因为当下正是大学生离校租房的高峰期。而我们知道，由于这一代年轻人父母基数较大，因此尽管他们多是独生子女，但总数依然庞大，他们面临的就业与生存压力也相当沉重。要想在他们衷爱的城市里立足，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而租房往往是开端。于是，“无良房东”们就成为年轻人共同战斗的对象。
以情况相当突出的北京为例，在人人都削尖了脑袋挤进京的热潮下，“无良房东”应运而生。“无良房东”的无良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先是坐地涨租，提升年轻的新租户的房租；后对早一两年立足于京的、即将满约的年轻租户下个通谍，说“我要提租了，眼下行情火爆，等着租我房子的大学生排队了”，如果不加价，就只有搬出去，另谋新巢。从上周开始，周围抱怨“无良房东”的年轻人多了起来。
但是，与“无良房东”的战斗并不容易。先不要说面对庞大的租房队伍，北京的房源显得那么供不应求，就说年轻房客的内部瓦解也令这场战斗自始就注定了胜负。因为你不加价自有人加，租到合适的房子成为年轻人共同的目的，此时他们成为对手，而房东只会渔翁得利。
让我们来看看“无良房东”的逻辑：投资获利天经地义，行情来了面对获利机会大发善心者不是傻瓜就是圣人，正常人都会这么干。显然，在市场上这个逻辑并无过错。说到底，这仍是个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问题。目前的情势之下，需求者大增，供给增加量幅度极小，租赁市场的供给弹性显然远小于需求弹性，按照最基本的需求曲线，此时价格的上涨天经地义。“无良房东”们只不过是市场规律的虔诚的践行者而已，斥其无良，反显理亏。

如果我们再来简单研究几个提租的后果，你也许会发现“无良房东”俨然就是大城市的“完美守护者”。提租将起到调整城市人口比例的作用，而且合理合法。因为房租是进入或留在某个城市的生活成本之一，该成本的提高不会不影响年轻人的选择，城市新增人口自然会得到一定的调控。提租将激励留在大城市的年轻人的奋斗精神。既然接受了大城市的高成本，就要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谁能说高昂的房租不是他们赚更多钱的动力之一？从而天经地义地体现了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尽管以上不是说笑而是事实，但毕竟“无良房东”如果加价太多也会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因此要不要限制一下房租也值得讨论。虽然没有充足证据表明年轻人是弱势群体，需要得到照顾，但为年轻人创造一个相对良好的就业环境，乃是政府职责所在。那么稳定租金无外乎两条路，一是限房租，二是完善租赁市场。前者有鉴，早在1946年以前的巴黎，政府出于好心，怕居民租房的负担太重，规定了房租的上限，结果问题出现了，没有任何房客愿意让出房屋，房子都缺乏修缮破旧不堪，亦没人盖新房；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旧金山，也有房租管制条例，限制房屋每次涨幅不得超过7％，要与生活指数的调整接近，但实际上由于住房的供不应求，此条例乃一纸空文。这样的例子还存在于其他国家中。可见限租的方法并不明智。尽管增加房源、完善租赁市场、规范中介交易不是一个短期目标，也很难短期见效，但只要一直把租赁市场看作住房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予以重视，加强体系维护，这种副作用很小的长期路线才值得我们选择。在租赁市场上，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理同样适用。

对“无良房东”的声讨可以收声了。相信租赁市场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住房市场的同时，年轻人应该做的只有两个字：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