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身份证要到期了，他头也有没抬地看着身份证说，然后将身份证扔给了我。
这一幕发生在北京机场，出发南京前的一幕，好在这位警官的提醒，我才意识到身份证的寿期，它跟随了我二十年了，现在该是它完成使命寿终正寝的时候了，我有些伤感。二十年过去，真真是弹指一挥间呵！人生之苍茫，现在落在了这个小小的卡片上，它包涵了多少岁月的遗痕，但现在，它到了向我告别的时候了。
从南京回京后，就开始张罗身份证的事宜。我的身份在外地，属客居北京，用现在时髦的话叫“北漂一族”所以一般别人问我的职业为何时，会宣称我为无业游民，不是自歉，而是事实。可我不想为一张身份证回到户口所在地。打听了一下，有朋友告我，你只要找个派出所照张像寄去就行。我大喜，省得再费我时间专跑一趟了。我开始联系附近的派出所，带着几份歉意，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最后直奔主题。那位警察一直在斜眼看我，满脸的不耐烦，等我刚说完，他撂下一句：不行，我们这不办这事，你去你户口所在的派出所照吧，然后抬脚走人了。
我大瞪双眼看着他，摇了摇头。这是在人家的屋檐下，人民警察不归人民管，我徒叹奈何。
我想起了一生中的两次“惊险”，都是因了身份证。
十年前，我在和导演何群合作一部后未遂的电影，一次聊完剧本，何群和他的夫人剧雪开车送我回家，途经朝阳立交桥时被警察拦下了，说是要查身份证，警察认出了演员剧雪，何群带了身份证，剩下的只有我了。我没带，警察立马说，你下车，跟我们走。我有点愣了，何群立即解释，警察态度不变，这时开车的剧雪说话了。剧雪生就一张善良且俊美的脸庞，口气也温婉，她一直面带微笑地向警察说明情况，介绍我的身份，警察那张绷着象铁板似的脸终于有了点宽松，他顿了顿，看了剧雪一眼：我认识你，你是演员。剧雪点头。看你的面子，走吧，警察最后说。我松了口气，这一劫算是逃过了。我听说过没身份证被抓后的“礼遇”----送到很远的北京郊区挑沙子，等你通过劳动挣够了车钱，就送你上火车，直接遣返原藉。
可我这人有丢三拉四的毛病，身份证带在身上我怕丢了，所以依然故我的不带身份证，尽量不去远地，尽量避开立交桥（那是一个危险地带），直到又有一回再次被逮着。
那次是坐在艺谋的车上，我们工作晚了，所以吃完饭也快十二点了，也是在送我回家的途中，经过的是东四十条桥，车刚一拐弯，一个黑影闪了出来，挥着手，粗壮的身子摇晃着。艺谋停了车，摇下了车窗，探头客气地问：有事吗？警察认出了艺谋：哟，张导演，没想到是您，我们查身份证，您这车里还有人吗？他已经在往里打探了，这是明知故问。艺谋先拿出自己的身份证，然后回头问我们：你们带了身份证吗？当时还有一位朋友也在车上，我们都没带证件。警察对艺谋说：您就不用身份证了，这两位要看一看。我说没带。警察白了我一眼，又问另一位朋友，也说没带。
你们俩下车吧，到那边那辆车去一下。我们只好下车，警察顺带着和艺谋聊起了天，艺谋一直在客气地回答着。
停在路边是辆北京吉普，上面坐着一位帽子歪戴的警察，皮肤黝黑一脸的横肉，他正在不耐烦训斥两位老人，我听到其中一位大妈几乎是带哭腔说，警察同志，我们老两口是睡不着觉，出个门散散心，哪想着要带什么身份证呀，你打个电话不就了解我们的身份了吗？你不能扣我们。警察冷漠地说：你们是不是还想说？他目光斜瞪，烦躁地：再说，我可把你们现在就拉走了，先在一边站着。老人还想说什么，警察的目光转向了我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回答了。他不屑地扫了一眼：是不是没带身份证？我说是的。他的嘴角撇了撇，颇有快感地来了一句：你们被收容了。我有点慌了。我知道收容的意思，如果没人来救就意味着我们要被拘押几天，因为当时北京在开什么“全会”。我焦急的不停地解释，警察又不耐烦了：说也没用，哪个要你不带身份证的？
纠缠了一阵，艺谋大概觉得时间过长了，他预感到这边出了点事，从车里下来了。我远远地看着他面带微笑地走过来，上来就问，他们怎么了？警察抬起了头，刚才还一脸烦躁的面孔转瞬间有了变化：是张导演，我们在一起吃过饭，在一个活动上。艺谋看着他,点了点头，然后说，这两位是我的同事，我们一块工作的。警察又瞅了我一眼，沉吟了一下，那好吧，可是要交罚款，一人二百，我正要掏钱，艺谋拦住了我，从兜里掏出四百。
这时，刚才还一直站在边上，嘀嘀咕咕喊屈的大妈，突然冲上前来，兴奋地大叫：这是张艺谋，是大导演，哟，张艺谋，你可比电视上看着年轻多了！艺谋微笑地对着大妈点头示意，警察怒目一瞪：去：你们自己的问题还没搞清楚呢，还瞎嚷嚷什么？站一边去。大妈眼泪瞬间就下来了“警察同志，我们真的是好人呀！她哭诉着。
艺谋代我们交了罚款，我们这才脱身，又是一次有惊无险。当时我想的是，如果是别人呢？或者艺谋不在边上，也是我自己，是不是真被收容了？答案是肯定的。可这是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没带身份证就无立足之地？而且外地的身份证就要受到歧视，我们成了二等公民，为什么？
好在现任政府实行了“新政”，开始了亲民政策，我们对北京才有了归属感，可这一天，的确来的有点晚。
娄毅听说后，不以为难地眨巴了一下眼，说：王老师，我帮你找个派出所的人吧。我已经没信心了，顺口说了声好吧。第二天他来电话，说是找了团结湖派出所，他们说可以。
上午，我和娄毅约好在派出所门口见面，一切都出奇的顺利，当打印机在输出着我的照片时，心里多多少少有了些轻松的愉悦。
在中国办事还要靠熟人，这是中国国情。我们没有纳税人的概念，人民当家作主目前仅仅是停留在口号上。我想起了美国，美国的警察，真是天壤之别，他们的警察永远知道是谁的钱在养活他们，因此他们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我们也会有这么一天，但这一天也许会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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