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就要来临了,我知道,那将会让我们迎来一个充满欢乐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很难再回忆起那是从何年何月伊始,中国的年轻一代开始用与其说是自己的莫如说是西方式的方式过起了这个洋人的节日,虽然我亦知在当下的中国,家庭教会方兴未艾,大有突飞猛进之势,基督耶稣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相反,他已然与许多虔诚的国人的生命观息息相关。一个向来缺乏信仰的民族在继佛教、伊斯兰教之后,进入了对耶稣新教的礼拜。因为有了信仰,我确实看到了许多普通人的生命开始呈现出了奇异的变化。
亦有朋友拉我入教,而我婉拒了。我曾经一向地宣称我并非一个无神论者,但我信奉的是近乎于老子哲学中所宣扬的那个“一”,万物归一的那个“一”。万物的生长正是诞生于“一”,由这“一”的创始而繁衍出更多的“数”,周而复始地构成了这一庞大的宇宙空间,以及生命的存在形式,这些形式于我一直有一种神秘的诱惑,让我好奇,且让我对之充
很长时间以来,看碟已不再是我业余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事项了,原因很简单,自本世纪伊始好电影实在太少了,中外皆然。偶尔有几部好尚可的,亦属凑合,印象中德国的《窃听风暴》是我近年来看过的最好的一部电影。无奈之下,只好看看老片子,它会让我缅怀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纯粹的电影────当然,我指的艺术电影,至于商业片,亦以为过去老片子为好,比如《勇敢的心》、《角斗士》等等。
但我还是会去买碟,虽然数量见少。几天前去了碟店,埋头选了许久也未见值得拣的碟片便有些沮丧,碟店的服务生这时在我耳边唠唠,竭力推荐美国电影《死神来了》,我瞅了一眼封面,觉得像恐怖片,便告她我向来不看恐怖片。她问为什么?我说看了害怕,而且不喜欢那种一惊一诈的感觉,还有其中魔鬼的造型。可她仍在买力地劝说我买下,并一再说肯定好看。
自从看了张承志的《郑重与惜别───致日本》一书后,我一直对其中日本幕府时代的四十七士的故事感兴趣,从书中知道了高仓健先生曾经出演过四十七士的故事,日本大导演沟口健二亦拍过一版。在日本,以四十七士的英雄事迹命名的《忠臣藏》的故事被多次搬上了银幕和舞台,而这一壮怀激烈的事迹亦成为了日本精神的一部分。
几天前,我的朋友小邵告我买到了《忠臣藏》的碟片,我便急问是否是高仓先生的那一版,因为我一直在寻找这一版,他遗憾地告我说:可惜不是,但我依然想看看这一版是如何改编的───既然四十七士在日本的传统精神中具有这么重要的地位。
电影长达三个多小时,我以为拍得尚可,古装电影首先要讲究点古人的气质,一招一式均要让现代人能感受到一种来自远古的气场,同时,亦让人感受他
好几天没动笔了,皆因隐隐有感冒来袭,盘桓在嗓子眼上的那点症状让我不适,我只能用药物强行予以镇压───于是它顽固不化的停留在了“隐隐”中,让人烦闷。
不能写作了,非因没有了通畅的思路,而是这才让我顿悟到好的写作状态亦是要有好体力的,否则,体内的那股真气难以调配,那支秃笔便显萎顿了。
可那点“隐隐”就是徘徊不走,亦让人徒叹奈何了。
上午强行着写了几个字,但“隐隐”仍在影响我的情绪,于是大喝一声:罢,罢了,起身离了书桌,这种体质状况我怕写下去会坏了我的文字,兀自想起了一个去处────朋友开的服装小店,我知其到了上好品牌的羽绒衣,正好去
我昨晚终于看完《红楼梦》了,我对礼平说,真是好!
是好,一部杰作。他说。我说,但看下来一点也没觉得高鹗比曹雪芹逊色呀。礼平亦激动地说,我也是这样看,一点不差,你看他将凤姐的死写得多好。又说,他看过一本书,那人考证说《红楼梦》并非出自曹雪芹之手,真作者是《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写完后将书交给了曹雪芹的祖上曹寅,托他帮着找人面世,但曹寅后被皇上谪贬罢官了,一贫如洗,手稿亦流落到了晚辈曹雪芹的手中。可曹氏才疏学浅,所以重抄时小心翼翼,结果成就了这部小说的原典。但听说,原作者其实还有一个更完整更庞大的版本,可惜已无从察考了。
我听了颇有些惊愕。礼平说我挺相信这人说的,要不然,你何曾听说过曹雪芹在别处留下的诗词美文?他在《红楼梦》里诗歌写得这么好,在那个讲
大雾弥漫,只是无风。一个多星期前的相约我想终究会在今日成行的。给礼平打了一个电话,想问问计划是否有变,奇怪,无人接听,于是只好将这一念想抛诸于脑后了。
直到中午礼平方来电,告我二点半来接我。看来一再延搁的出游计划终于起动了。
还是在半个月前,礼平便问我是否有兴趣去京郊转转?我当即说太好了,跟你走总是有趣的,再者说了,我们亦太长时间未曾晤面了,还有些事要商量呢?他笑说路上说吧。
结果连续二个星期他都被意外的事情打扰了,以至延至今日。
与峥君见之于昆仑。昆仑者,乃京城以东五星之宾馆也。峥君与余相识在军中,蹉跎间未见三十多年矣。日前,峥君忽与余联系,曰来日抵京,望与足下届时一见,余感时犹多,记忆之映象纷至沓来。
门开时探出一张脸来,沧桑已见,却难觅往日之“少年”。
公元一九七三年峥君以一新兵蛋子之身份入吾军中,余于当时已然乃一油条老兵,然见其一青葱之面孔亦多有不屑。军中向来亦有传统之陋习,新兵蛋子未入军中,吾等一辈乃属蛋子一族,油条老兵横眉竖眼吾辈等莫不敢怒且不敢言也。余七一年踏入军中,做蛋子一族凡二年之久,其缘由乃七二年忽接上级之命不接蛋子兵。呜乎,吾辈忍辱负重达二年之久矣。
与朋友张陵通话时,我便预感到这可能是最后一顿午餐了,这让我哀伤。
自从几个月前,我终于下定决心与八十年代的这批老朋友重新取得联系时,张陵是我所想要拜访是最早的几位之一,大概是他距离我的公寓只有一箭之遥,我晃晃悠悠几步就走到了。这么多年来,我的落脚之处亦从未离开这方圆几百米,故而常常路过他们文艺报社,每每经过都会在记忆中闪现出一些当年的情景,可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梦境了,那时我们的青春,激情、理想与抱负是何等的远大!
那时我常一头扎进报社畅谈文学新潮和文学革命。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消失,而那过去的就会变成幸福的怀恋————普希金的诗句就是这样回荡在我的耳畔。
后来我听闻许多的朋友都在九十年代初陆续地离开了文艺报,蒋原伦去了北师大,成了教授兼博导,他留在我印象中的形象是一副笑巍巍的表情,有一点矜持,有一点执拗,还有一点上海人的精细。待人热情周道的贺绍俊去了东北一家大学研究所,优雅文气的朱晖则奔了光明日报,至于我们中最不爱聊天,年龄最小,但又是最让我们尊敬的则是潘凯雄了,他总是那么沉稳,严肃,一丝不苟,总是在一旁忙着工作而疏于加入我们的谈天说地,我们的大声喧哗居然没
晚上去了阳光卫视,受邀盘点今年度的十大文化事件,这是我第二次去聊了,去年,亦被邀谈十大文化事件,那次聊伴是我的朋友张颐武,后来她们也没告我是否播出了,我以为被毙了呢,结果今天一问,庄婧一惊,你没看到?我摇头,她告我说那一期做得相当好。
上星期她们就约我了,并让我帮着介绍一位新的佳宾,我想起了北大的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亦是我八十年代的批评界的朋友,那时的他,还是一位热血青年呢,与颐武一样现在已是北大的博导了。
这一期的话题我以为做得有些尴尬,多为政治选题,难以上升至文化的高度,心里有些为难,晓明与我同感,他告我说,他极不爱出镜,央视、湖南卫视找来亦一概拒绝,这次因是我请,只能出山,我挺感动。
自觉得聊得不如去年那么爽,缘由是选题让我难以发挥,我以为晓明谈得不错,但最出色的恐怕是主持人庄婧了,她保持着沉稳的风格,循循善诱,将我们引入了一种气氛中,个别案例还是聊得比较开,但愿能有一个好的效果。只是在谈及今年的小说成就时与晓明发生了一些小冲突,回家的路上颇为后悔,所有以前给自己心里立下的规矩终究是没有践行,让我懊恼不已,晓明的观点自成一家之言,我又何必那么得咄咄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