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就起了，拉开窗帘，天色阴沉。
昨晚就和建勋约好，今天十点半在国际俱乐部见面，他每次赴京都会落脚此处。建勋此次来京是在计划中，我在广州时他就说一俟戛纳电影节结束后，他会去趟北京。
我一直在等待着建勋的到来，在此之前，我们发了一份电影的预算给他，我想听听他的意见。
王倩在约定的时间内没有出现，本来说好九点四十分到我家接我，又等了一会儿，还没来，我挂了个电话，她说她在打印剧本，可发现打印机坏了，这就出门。她离我很近，但我依然觉得时间有点晚了，我不爱迟到，这是习惯。
十点多一点，王倩到了，可行驶的方向忽然拐向了她家，我正纳闷，王倩说出门才发现忘带钱了，回去取一趟。我看了看表，快十点十分了。来的及，我知道一条路，王倩自信地说。我在心里丈量了一下距离，并把堵车的时间算进去，便明白了，无论怎么赶，迟到是必然的了，我没再说话，只能如此了，在我有限的记录中又加入了一次迟到，这是我不愿意的。
到国际俱乐部时已是十点十分左右了，我刚进大门，电话就响了，是建勋，问：到了吗？我说刚到。他挂了电话。
建勋已在大堂的咖啡厅里坐着了，一看见我们笑眯眯地挥了挥手。建勋笑起来总是那么可爱，有种天真的孩子气。他对王倩说：我认识王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迟到过，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呢。王倩看看我，我笑笑，没太解释。还是建勋了解我，所以他准点坐在了咖啡厅，我没有准点出现让他牵挂了。
我问了一下戛纳电影节上的情况，他说他买了一部电影，是渡边谦主演的。一部很好的电影，他兴奋地说。建勋是和女儿一块看的，电影结束后他问女儿，好看吗？女儿告他很感动：爸爸这部电影你要买。我笑问:你们“老板”让你买，你就得买了。我想起有一次和建勋、李宗盛等在一起聊天，建勋将热爱音乐的女儿委托给了李宗盛，已便让她更好地学习音乐。他对李宗盛说：“拜托，我女儿交给你，她是我老板，她好了怎样都行。”一副慈父的表情，还挟带着昵爱的无奈。所以我知道了建勋的女儿是他的“老板”，他言听计从。
我问他看了《夜宴》吗？他说看了十分钟的片花：看不出什么来，但可以看出是一部有规模的电影。
建勋接着说起成龙倡导的一个庞大的计划，他说他见到成龙了---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成龙也希望他参加，建勋说他提出司南生也要来。他盛赞施南生的能干，说在香港他们这一彪人里，只有施南生说他们时他们才“不敢”吭声，说这话时，建勋做了一个躲藏的动作，那意思似乎是在说她厉害，我们还能说什么？司南生是大侠徐克的夫人，当年香港电影新浪潮时他们都是开路先锋，他们的友谊延续到现在，因此我羡慕。
我说你们最该做的，是将香港电影界团结互助，精诚合作的精神带到内地，这在内地电影界太匮乏了。建勋的脸瞬时严肃了起来，他抬眼看着虚空：大陆电影界很多人不是要拍电影，而是要电影带来的名利。他说当年他们这颇在香港闯天下的好汉们，经常为拍电影穷得一贫如洗，就互相拿钱花，每个人都不富裕，但都相当慷慨，为朋友两胁插刀不计得失。我想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才有了香港电影八十年代的起飞和繁荣。我们大陆的电影界缺点什么？我们还有这种豪气吗？我们是否是纯粹的电影人？电影是作为一种理想，还是作为一种名利？我只知道我要向他们学习---那种敢于豁出去的豪迈。
说起了眼下要做的电影，我们再一次地谈了对剧本的修改意见，建勋是敏锐的，我在广州时就发现了这一点，他有许多鲜活的点子不时地蹦出，足以刺激每个人的思路，这让我惊讶；而且他的点子不仅仅是情节性的，更多的来自人性本身，这让我又平添了一份尊敬。他无愧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只是在做电影，也是在做理想。
建勋又问起其它的几个剧本，我很惭愧，都还在进行中，但时间已过了一年多了，的确我有责任，我无言以对，建勋没有责怪我，只是感叹了一声，时间太长了！我知道，这也许是我的失职。
话题突然又转到了碟片上，建勋眉飞色舞地说女儿从加拿大打来电话，告他买到了《二十四小时》的第五季，每套五百块，是正版，说好二十几号回国时给他带来,她知道她老爸爱看此剧。他说他接了电话后就憋不住了，因为太喜欢美国这部电视剧了，结果别人花十块钱买的一套压缩碟给他看了，连着几天看完，女儿来电话知道后将他臭批了一通，说他这样做是“小偷”:为什么要看盗版？问得他无地自容，唯一的招架之力是想看心切，说得也心虚。女儿义正辞严的告诉他，她还要再去买一套正版，作为对他行为的补偿，他只能连声答应。说这些话时，建勋完全是一副孩子做了坏事被人抓住的表情，可爱之极。
建勋中午有事，我们分手了，说好一旦剧本改好，我们再去广州讨论一次。去海南也可以,建勋说。
我和王倩转身去了碟片店，因为一听说《二十四小时》到了，我也心痒痒，恨不得立马拿下一睹为快。进了店就找《二十四小时》，果然有，顿时两眼放光，又发现居然还到了《迷失》第二季及《越狱》下半部分更是心花怒放，我的业余时间有事干了！
我乐颠颠地出门了，心情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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