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品牌坏掉了

陈凡

与李安的认识，当然是从他的电影开始的。1996年3月15日我曾写过一首关于“李安印记”的诗，题目是《融合》。到今天已过去整整10年。这10年，正是作为华人电影导演的李安和他的电影走向辉煌的10年。当时之所以被李安感动，是因为我感应中的李安，就如同他的电影那样，充满着人性的朴实价值观和深厚的人伦精神。另一个原因则因为李安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说来也怪，李安是什么人？在10年前，我看过他的电影后并不觉得有多重要，却仅仅是因为自已观影所触动，觉得李安的电影，才是中国人所关爱的电影，他的睿智在于他对人性良知的真实体味，他正是用电影把个人对人生的感悟，表现在了他的故事中。

10年的今天，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第九个年头，我在富丽堂皇的影坛盛会上匆匆见到的李安，却是一位如此儒雅的中年男士，但他已成为享誉国际的著名大导演了。面对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李安多次表达了他对中国民族电影的期望和忧心。

李安谈到了向世界电影的学习和借鉴，谈到了国内的电景}业“还没有一种游戏规则”；谈到了“存在外片强力压迫”的现实；谈到了涉及盗版横行、题材开发不利、观影习惯的更新以及电影与电视竞争等诸多问题。他说“大家都在摸索”，他希望“大家还要谋策”跟进。

又说到“电影还没有规格化”，因而制作人与观众互不相干。他期望中国电影的工业化，形成一个生产有序的产业链；观赏要民众化，让观众真正获得最大化的银幕观影权。如果从我们国内业界角度来看，凭心而论这些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实。

中国内地影视坊间的职场敬业意识，早已嗒然若失。几乎将近三代的电影人面对中国影业现状束手无奈。面对中国民族电影如此固守不前的落后状态，其实，支招的有心人早有说词，说了有没有人听？什么人在听？主管电影的官员们听到了吗？即便是听到了，他们有勇气和魄力支持变革吗？再有，不单单是作为上边管理电影的总局、省市厅局官员，业界本身呢？

早在2003年北京搞了一个“中国电影导演恳谈会”，会上导演黄建新就感概地说：“我们很多导演拍戏，目的即过程，只要拍了就行，不管其他，拍片变成了一种自我满足，这样的方法玩票可以，但作为职业导演是不行的。因为它违背了主创电影的产业原则。”深知电影学者、影评人邵牧君也有话要说：“我反对用电视来吞并电影，如果将来都把电影变成了电视节目，电影就完了！还要那么多电影院线干什么？现在的什么院线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这叫什么院线制？现在稿得国内整个发行和放映系统运作一片混乱，这种产业化不可能有真正的变化和发展。”

邵牧君进而说：“中国电影的品牌坏掉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总括起来说，一个是品牌坏掉了，另一个是电影的法制环境太差了。依法治电影是对的，我说的法制环境有一个最根夲的，就是说如果是真正的法制环境，你如果把我的电影剪了，我可以告你，这才叫法制，这才叫依法治电影，如果把加重管制那一套变成法律，这不叫依法治电影，这样治电影，是越治越糟。”

颇有实力和开拓精神的民营电影发行放映领军人赵国庆（可惜积劳成疾病故）曾多次呼吁说：“现在的中国电影数据馆，已变成了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它应该是我们国家的电影影像图书馆，是非营利性的，应该对公众开放，要举办多种形式的，有关国内外电影的推广、宣传、交流影展和学术活动。那绝对不是说，是内部观摩，或者为数据而资科把它封闭起来。这就像办院线办影城是一样的道理，门坎要低要给大家首，你没有观众，还不死掉吗？”最近，北上进京的香港资深电影导演王晶就语重心长地说：“做电影不靠近观众，肯定死！”

这些电影人是有社会良知和民族责任感的，他们的真诚呼吁，目的是希望中国人自已的民族电影能够尽快的有序化发展而不是一盘散沙没有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