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死人与索菲亚.彼得洛夫娜的荒芜生命

陶东风

苏联作家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Lydia Chukovskaya）的《索菲亚.彼得洛夫娜》描写的是一个母亲的故事。她的儿子Kolya是一个成功的工程师，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反“破坏”运动（campaign against wrecking）中被捕。在刚开始追求正义时，索菲亚积极乐观；但随着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她的精神被逐渐击垮。一开始，索菲亚相信自己儿子只是被冤枉的个别冤假错案。为了保护她的一个被冤枉的朋友Natasha，她被捕了。接着，Natasha自杀了。再接着，索菲亚儿子的朋友Alik帮助她发现了儿子被捕的秘密，但他也被捕了。更具毁灭性的打击是：她从起诉人那里知道儿子Kolya承认了统治者对自己的指控。在各种各样的努力都失败后，索菲亚终于放弃了。她绝望地焚毁了儿子的求救信。

这个悲惨的结局常常被解释为是索菲亚对儿子的背叛，但是利季娅明确拒绝这样的解释，拒绝道德判断和有罪指控：

她不可能从所见所闻进行推论和概括，因为对普通人而言发生的一切似乎是有目的的、精心安排的无意义，她怎么能够理解这种精心安排的混乱？特别是只有她孤身一人的时候。恐怖的墙使得每个人都不知道别人也在经验同样的事。有几百万和苏菲亚一样的人，但是所有人都被剥夺了文献资料，所有文学，所有真实的历史都被虚假的历史替代，这个时候个人的智力就被抛回到自身，自身的个人经验，这个时候它就不能正常发挥功能。

这段话深刻指出了：索菲亚在一个充斥着虚假信息、虚假历史且周围人与人之间完全没有交往的情况下——孤独情况下——无法独自坚持自己的判断力，更无法独自坚持抵抗。

在阿伦特的经典解释中，孤独（loneliness）不同于离群索居（isolation, solitude），后者是传统专制社会的特点，它摧毁了公共领域,使人们不能集体行动、失去政治能力；但还留下了整个私人领域，也没有摧毁人的经验、制作和思考的能力；而极权主义摧毁的不只是政治能力，而且还包括其非政治的能力——思考和经验的能力。在阿伦特看来，孤独的建构不是通过将人与人在物理意义上分离，而恰恰是把他们与他人捆绑在一起（cramped together with others），没有留下任何居间空间。通过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任何物理空间距离，迫使他们相互挤靠在一起，就连离群索居的可能也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在集中营这个拥挤不堪的地方，也是孤独表现得最惊人的地方。孤独存在于不可能独处的情况下。在独处的时候，我和我自己在一起，二而为一；而在孤独中，我就是一，而不是“合二为一”。最深刻的孤独不是他人不在场，而是一个人的作为他人的自我的不在场。我不能和自己对话。

创伤心理学家Malabou所说的“冷漠主体”，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人，他/她——比如索菲亚——幸存下来了，但彻底丧失了人际关系，包括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他变得无可无不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适应，这种适应性是一种毁灭的可塑性（destructive plasticity）：一个人在心如死灰之后反而获得了极大的可塑性或灵活性，怎么都行，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一种放弃原则、追求、肯定和执着之后的顽强适应性。准确地说，索菲亚不是放弃了抵抗，而是失去了抵抗的主体能力（“放弃”意味着她还有这种能力，只是主动选择不去使用）。正因为这样，毁灭的可塑性也可以被称之为彻底的消极性：不但不可能积极投身抵抗，而且也不可能积极地“重新做人”——做一个“苏维埃新人”，甚至也没有能力成为理性的利己主义者、极权体制的犬儒式合作者。斯大林主义生命政治的产品正是索菲亚这样的“活死人”（living death）而不是医学意义上的尸体（corpse），是被恐怖不可修复地摧毁的主体，这种恐怖的震惊毁灭了其人的心灵和感知力，但却仍然存活于自己的毁灭（live its obliteration）。这个主体已经没有过去，对现在和未来则麻木不仁。

经典的极权主义理论认为，极权主义体制培养的所谓“主体”（苏维埃新人）不过是意识形态灌输的牺牲品，而像哈维尔这样的后极权主义者则描述了极权体制的犬儒式合作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在索菲亚这个案例中，至少就意识形态宣传未能培养出一个活生生的苏维埃新人而言，它失败了，它本身成为创伤性冷漠无感的牺牲品。宣传对于漠不关心的主体是无效的。这是后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符号效力崩溃的标志。

受害者是如此，施害者同样如此。约书亚.奥本海姆（Joshua Oppenheimer）的电影《杀戮行为》（又译《杀戮演绎》）《沉默之像》中表现的杀人凶手惊人的冷漠无感，揭示了社会政治暴力生产的普遍冷酷。很快，囚犯的心智已经无法区别于党卫军的心智。古拉格和奥斯维辛的暴力不是那种虐待狂式的毫无理性，它通过冷酷无情又管理得井井有条的方式把人变成活死人。

（参考文献：Sergei Prozorov，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