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中的生命政治与身体书写

                    陶东风

自尼采以来，西方那些为身体辩护的理论家、思想家一直是以批判西方现代理性主义（笛卡儿是它的理论先驱）的文化观念与规训机制对于身体的控制作为自己的政治文化诉求。远的不说，以合理性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如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禁欲主义）对于身体设置了种种对于身体的规训，它一直成为西方反理性主义的思想家批判的对象，也是后现代身体政治的核心。“迄今为止，计算理性（calculative rationality）一直控制着社会秩序的生产与维修，它同时将那些关于社会秩序的另类构想（alternative conception）贬斥为乌托邦式的和非理性的。然而，管理理性（administrative rationality）的压抑性功能已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危机的出现。” [i] 西方那些弘扬身体欲望之合理性的思想家，常常把批判矛头集中矛头指向这个管理理性。他们认为：“身体政治（body politic，中译本译为 ‘政治身体’）是我们政治生命中的基本结构，它为那种处于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危机、饥饿以及异化的时代中的终极追求提供了基础：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们深感有必要重新恢复政治权威和社会共识之间的那种首要联系。我们之所以吁求一种有关身体的逻辑，其目的在于向当今处于霸权地位的技术型和官僚型知识构成中重新嵌入一种关于人和家庭的生物知识（bioknowledge）常识，否则，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将被现代大公司经济及其治疗型国家（therapeutic state）所控制。” [ii]

问题在于：当我们切入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中的身体问题时，却不能机械搬用这种以资本主义理性化为批判目标的身体研究模式。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对于身体的规训，显然应该区别于西方。中国现代性道路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具体到革命文学中的身体书写，就不能不首先考察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及其“革命伦理”。

革命实践的最终目标，是要使革命理想变成现实。这个实践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新世界的主人就是所谓“苏维埃新人。”因此，革命实践必然包括一套革命的生命-身体实践，即彻底、全面地摧毁传统遗留的和现实存在的生命形式-身体，塑造一种全新的、革命化的生命形式-身体。换言之，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不仅包含了政治建设（摧毁残留的政治制度与反革命分子），经济建设（消灭私有制建立国有制），社会建设（摧毁原有的社会关系，如家庭和日常生活），文化建设（破四旧），而且要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生命形式-身体、建构新的无产阶级的生命形式-身体。“苏维埃新人”如果只有新的思想和道德，那就还不是完整的。他还必须有新人的身体和生命形式。

下面让我们通过革命文学中的身体描写，来看看这套革命的生命政治是如何在美学上得到落实的。

首先，革命文学中的身体叙事敌视个体化的身体感觉。革命伦理是敌视个体的，包括个体的自由、权利以及生命形式-身体。革命的道德表达——“革命大家庭”“美好未来”、“美好事业”都剥夺了个体的价值。“革命伦理”可以被准确地称为“献身伦理”，个体的身体成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祭坛上的牺牲，成为实现“革命目标”、“伟大的人民意志”的工具，是要“献出去”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在解放后到新时期以前的革命文学中，个体的生命形式-身体基本上是缺席的，文学作品中只有非常少的身体描写，即使有也是千遍一律的政治-阶级符号化的身体，是作为集体身体（阶级身体）之符号的身体。“革命伦理”敌视个体的身体价值与身体感觉，革命文学几乎不描写特殊的个体化的身体感觉。

由此决定了革命文学中的身体书写必然是阶级政治化的（它后来被批评为“脸谱化”）。革命文艺有一套特殊的身体符号学体制、程序、惯例与等级制。人的身体特征被赋予了特定的、明确的政治内涵并被纳入以阶级为核心的等级秩序：无产阶级的强壮的、生产性的身体（当然也只有无产阶级才配得上这样的身体）在无论在道德价值上还是在审美价值上均高于知识分子的柔弱身体。这点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表达的非常清楚：“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这一套身体政治话语在革命文学的所谓“肖像描写”上面体现得非常典型。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体类型是：小白脸、弱不禁风、没有劳动能力；无产阶级的身体类型是：体格强壮、皮肤黝黑、熊腰虎背（如果是女性则是英姿飒爽、健步如飞，当然还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请看我国第一部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的一段余永泽的肖像描写：

卢嘉川站在门边，静静地看着余永泽那瘦骨伶仃的背影——他气得连尼帽也没摘，头部的影子照在墙上，活像一个黑黑的大圆蘑菇，他的身子呢，就像那细细的蘑菇柄，……深夜惨白的电灯光，照见他的细长的脸更加苍白而消瘦。

这是一个典型的、模式化的知识分子身体形象，作者通过卢嘉川的视点漫画式地突出了这个身体的寄生性和非生产性（弱不禁风、没有劳动能力）。这是一个只会读几本文学名著、个人主义与小资产阶级习气严重的知识分子，与劳动者、革命者的生产性身体形成鲜明对比。视点人物卢嘉川在观看与呈现这个身体时带着明显的蔑视态度——他因为自己的政治优势而理所当然地拥有了视觉优势、成为居高临下的审视者（卢本人虽然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却通过投身革命而置换了自己的身份，因而厌恶知识分子的身体），它彻底地颠倒了“劳心劳力”的传统等级。革命文学中的身体被极度地陈词滥调化了，所以人人都成为“相面先生”：一看一个人的身体立刻就能判断其是好人坏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是劳动人民还是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身体被突出塑造为生产性的身体，而生产性则是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的肉体特征。这样，人的阶级等级常常落实为文学中的身体等级。比如在电影《决裂》中，在讨论“谁有上大学资格”的时候，支部书记把两只手——一只是贫农子弟的长满老茧的手，一只是知识青年的光滑白嫩的手——进行比照并大声宣布：“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这（长满老茧的手）就是资格！”

这也意味着：在革命文化与革命文学中，思想改造与身体改造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前者必须通过后者得到落实，用生命政治的属于表达，就是内在化（immanentize）——革命的观念转化为物质性的革命身体。革命与身体的关系是：革命不仅是制度革命——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代替旧的政治经济制度，也不仅是思想-文化改造——用新的思想代替旧的思想，革命也是身体改造——用新的身体代替旧的身体。革命的最终理想是塑造“苏维埃新人”，这个新人除了有新思想还必须有新的身体。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要想通过改造获得革命者的身份，首先必须获得无产阶级的生产性身体，就必须改造身体（劳动改造），这种劳动改造既是对于身体的重塑也是对于思想的重塑。这两种改造是同时的、合一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既是思想改造同时也是身体改造，思想改造通过身体改造（参加体力劳动，把知识分子的身体改造为工农兵的身体）进行，而且最后落实为身体改造。不同的身体特征与不同的阶级身体与政治身份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从这里可以发现政治权力对于身体的铭刻。正因为这样，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极度热衷于身体改造，大家比皮肤黑的程度、老茧多的程度，身体改造的程度成为思想改造程度与革命程度的肉体标志（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哥哥甚至在回家休息的时候也要故意到太阳下面晒皮肤）。这是“身体内部的阶级斗争”（张闳语）。这方面的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反右与文革时期的体罚与殴打改造，右派的改造也是对于身体的惩罚与改造，文革时期的阴阳头与高帽更是把身体的政治属性加以戏剧性的夸张与定型。

最后，无产阶级的生产性身体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它使得女性身体去性别化、男性化。“铁姑娘”成为那个时代理想的女性形象（所谓“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有别于西方的另外一种男性中心主义话语，由于“红装”本来是传统的女性文化标识，所以否定红装也意味着否定传统的女性性别特征。我们可以在张弦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关于女犯人的描写中发现这种服装的置换与性别的置换：

这里的女犯穿的却是与男犯式样完全相同的黑色囚犯服。宽大的、象布袋一样的上衣和裤子，一股脑儿地掩盖了她们女性的特征。她们或成了男不男、女不女的动物，于是比男犯还要丑陋。她们是什么？！她们是女人吗？“女人”只不过是习惯加在它们身上的一个概念。她们没有腰、没有胸脯、没有臀部；一张张黑红红的、臃肿的面孔上虽然没有‘劳改纹’、但表现出一种雌兽般的粗野。 [iii]

必须指出的是：革命时代的男性同样是革命生命政治话语的受压制者与牺牲者，他们同样不能表现自己的个体化的身体趣味，同样没有按照自己的文化趣味与审美理想塑造身体（包括发型、服饰等）的权利。因次，笼统地把那个时代的革命文化等同于男权文化的又是不够的，甚至掩盖了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