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包括对汉学具有重要影响的传教士的著述,对于中国文学,主要是现当代文学(包括创作和研究)的影响是显然存在的,甚至是重大的。这种影响和西方现代性进入中国不可分离。西方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参与了中国作家的现代性想象的建构,参与了中国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建构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这是不可否定的。这方面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恩博(又名“斯密斯”)的那本书《支那人的气质》(又译为《中国人的气质》)对鲁迅等启蒙作家的国民性批判话语的影响。而建立在现代学术体制上的“汉学”,则参与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像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收入的其他很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著述,都对中国当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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