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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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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210日,维赛尔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发言中指出:

当人类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当人类的尊严受到践踏时,国界就无关宏旨,我们不能因为事情敏感(此处“敏感”应该是指涉及所谓“国家内政”,引按)而有所退缩。每当有男人和女人因种族、宗教和政治岐见而受到迫害时,那个地区、那一时点——就应该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世界上有多少非正义和苦难在呼唤、要求我们关注:饥寒交迫、种族主义、政治迫害——比如智利,又比如埃塞俄比亚——在极左分子或右派分子掌权的许多国家,关押着许多作家、诗人和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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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回忆的三种模式

——兼论其对“文革”书写的启示


在如何再现和叙述像“文革”这样的历史大浩劫方面,德国知识界的做法无疑是最值得我们借鉴的。耶尔恩.吕森的《纳粹大屠杀、回忆、认同——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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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英雄写的反英雄的武汉故事

——读弱水吟的诗

陶东风

 

作为一个文学学者,而不是历史学学者,在收集各种关于本次新冠疫情的书写(包括虚构的文艺作品和纪实的报道、回忆、见证)时,我更关心的是: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人们使用了哪些叙事模式来讲述武汉新冠肺炎的故事?这些叙事模式的特征、效果、历史渊源、叙事伦理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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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屠杀幸存者、意大利著名作家普里默.莱维,在其与另一个幸存者莱昂纳多..贝内代蒂合作的《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意大利《新闻报》19591129日“时代之镜”栏目刊登一个女中学生的信,署名“要求知道真相的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女儿”。信中写道:她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刚刚和同学一起去参观了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被放逐的犹太人”展览。展览中展示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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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的语言一贫如洗,它的贫乏是根本性的。

这种语言从一个集团的语言变成一个国民的语言。也就是说,它掌控了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生活领域:政治、法庭判决、经济、艺术、科学、学校、体育、家庭、幼儿园和托儿所。

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与军队的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准确地说就是:起初是军队的语言影响了第三帝国的语言,后来军队语言又被第三帝国的语言腐蚀了。

在扫马路的时候,在机械车间里,我听着工人们的谈话,所有的话语,不论是印刷的还是言说的,不论是跟文化人还是跟没什么文化的人在一起,都是同样的陈词套话,同样的口气腔调。甚至在那些被虐待得最厉害的受害者那里,在那些国家社会主义必然的死敌那里,甚至在犹太人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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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6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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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6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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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对“政治犯”做了这样的界定:

政治犯应该是知道自己为什么坐牢并且是信念坚定的人。

政治犯是具有如果加以放弃便可获得自由的那种信念的人。如果没有这种信念。他只是政治囚奴。(引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语)

这个界定相当准确,通过它可以把真正的政治犯和冒牌的或冤枉的政治犯加以区分。

首先,那些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信念、政治立场,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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