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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4 09:51)

 

一个人在特定时间规律性地做某件事,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甚至上瘾。比如,我大约从45岁开始早晚各两次走路(大约1万到15千步),每天坚持,至今已经化为内需欲罢不能。说来也怪,每次开始走路,就会同时伴随频繁的打嗝,走完了嗝也不打了(其他时间、由于其他原因走路时并不打嗝)。走路时增加了胃部蠕动,早上饭前走,食欲大增;晚上饭后走,帮助消化。现在的我,如果一天不走路就一天不舒服,胃堵得慌,四肢僵硬,有气无力。本来我有严重的胃病,因为坚持走路,现在已经差不多彻底好了。

规律性地喝酒也会上瘾。比如每天中午和晚上喝一点,久而久之必然成瘾。这也是我的体会。我酒量不大,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规律性地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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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28 17:05)


“无所不包的诅咒”(total condemnation,或译“全面诅咒”“总体性诅咒”)是加缪小说《鼠疫》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小说是通过朗贝尔这个人物阐释这个命题的。朗贝尔本是一个偶然来到奥兰城的法国旅游者。鼠疫刚开始发生时,他想离开奥兰城回法国(女朋友在那里等他),因此请求小说主人公、负责奥兰城瘟疫防止和治疗的里厄医生出具一个健康证明以便当局放行。他以为自己是与灾难无关的“外人”。但里厄告诉他:城里的所有人都不是“外人”,这次灾难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诅咒”,无人能够置身其外。后来,在目睹疫情的肆虐并参与抗疫之后,朗贝尔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放弃了逃回法国的打算。他说:“我一直认为我是外地人,跟你们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见到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加缪《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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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判断离不开规范,规范提供道德判断的标准。其中就包括对恶的界定。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人性的善恶以及人性恶的性质与起源,并提出了根本恶的概念。所谓根本恶,即:人在生活中采纳了一种恶的行为规范,并把它奉为合乎道德的而加以遵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越是严格遵守这一道德规范就越恶。

康德分析到,人可能陷入三种类型的恶:

    第一种类型是人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也知道什么是善的,但是在行动时却违反自己所认可的道德准则。对于这种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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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是一部描写极权主义如何控制人的思想的名著。细辨之,它把思想控制所达到的“境界”分为两种:

第一种,假如“老大哥”伸出四个指头,然后问你:这是几个指头。你说:四个。老大哥说:不对,是五个。请你再仔细看看。你仔细看了还是四个(事实和你的感知经验就是这么和你过不去)。但是因为老大哥代表X,手操生杀大权,所以你不得不跟着说五个。尽管如此,你心里知道这么说与事实不符,更违背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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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其内容(类似的内容在其他关于“文革”的回忆书写中并不罕见),而是其形式,是其书写“文革”时期季老住牛棚、坐喷气式时那种调侃、戏谑、自嘲的修辞和叙事语调。

比如在此书的“缘起”部分,作者这样写自己住进“大院”(即牛棚):“我三生有幸,也住进了大院……而且一住就是八九个月。要说里面很舒服,那不是事实。但是,像十年浩劫这样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我愿它也是绝后——‘人生不满百’,我居然躬预其盛,这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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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社会记忆》中萨姆.温伯格的文章《制造意义:时代之间的回忆是如何形成的?》,其中写到:从1917年的调查到1997年(作者写作此文章的那一年)近80年的时间里,世界和美国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有一个事实没有变:中学生的历史知识贫乏的可怜,甚至不能把1776年和《独立宣言》联系起来。作者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学生们在脑子里装的观念,来自许多跟学校课堂相当无关的场所——大众媒介、大众文化、教堂和家庭。我们在埋怨这些历史图像的不恰当之前,是否应该自问一下它们是怎么形成的?它们怎么会比学校历史课传授的内容更加坚实地固着于学生们的历史意识之中。”(125)这番话引发我对中国中学生历史意识的思考。首先,我们必须肯定,中国中学生的历史知识、他们心中的历史图像,肯定主要地也是来自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家庭和教堂的作用显然不如美国。教堂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中间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美国的历史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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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新冠肺炎肆虐中国武汉,成千上万网民利用网络媒体书写自己的关切、焦虑、愤怒、无奈,体现了难能可贵的公共情怀。作为一个文学学者,而不是历史学者,在收集各种关于本次武汉疫情的书写时,我更关心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后,人们使用了哪些叙事模式来讲述武汉疫情的故事?这些叙事模式的特征、效果、历史渊源、叙事伦理又是什么?

1、进步主义叙事与灾难崇拜

有一种关于武汉疫情的书写-叙事模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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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的“业主”说:

近日在阅读《思想改造文选》,上面收入的都是1951年到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发表的各种检讨书。今天读到第二集中梁思成的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19511127日《人民日报》。顺便指出:梁思成先生是我尊敬的学者,写这篇小文不是要否定梁先生的成就和贡献,而是感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居然那么可怜)。文章集中论述一个在当时非常普遍的观点: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到底是为谁服务的。粱写道:他从美国回到大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我当时的目的,是要在中国的大学里创办一个‘洋式的’建筑系,培养模仿西洋建筑的‘国货建筑师’。”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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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纪念活动、博物馆也看作是广义的叙事,那么,它也必然面临如何讲述大屠杀的故事的问题。随着各种大屠杀纪念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大屠杀创伤戏剧也变得常规化、制度化了,并导致了制度化与原发性、常规化与唯一性的矛盾。因为大屠杀作为创伤事件,是高度原发、独一无二的,因此与常规性必然发生冲突。甚至有人怀疑大屠杀创伤记忆的制度化、常规化,可能导致其变成陈词滥调,各种纪念活动不过是例行公事,纪念的结果不是牢记大屠杀,而是遗忘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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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210日,维赛尔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发言中指出:

当人类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当人类的尊严受到践踏时,国界就无关宏旨,我们不能因为事情敏感(此处“敏感”应该是指涉及所谓“国家内政”,引按)而有所退缩。每当有男人和女人因种族、宗教和政治岐见而受到迫害时,那个地区、那一时点——就应该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世界上有多少非正义和苦难在呼唤、要求我们关注:饥寒交迫、种族主义、政治迫害——比如智利,又比如埃塞俄比亚——在极左分子或右派分子掌权的许多国家,关押着许多作家、诗人和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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