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伦理与青少年亚文化

　――由“韩白之争”引发的思考

陶东风

在即将过去的2006年，文坛发生了著名的“韩白之争”。韩寒的粉丝――绝大多数属于所谓“八零后”一代――在网上对白烨进行集体谩骂的现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体现出这代人理性对话精神和平等交往能力的严重缺乏，同时也折射出网络伦理与青少年亚文化这个新的时代课题。

网络伦理问题的空前突出是与网络交流不同于传统交流的特点决定的。首先，网络交流有最突出的匿名性，交流者常常相互不知道彼此的真实姓名与身份。这样的交流与面对面交流是完全不同的，与那些署名的纸媒体交流也差异甚大。由这种匿名性导致了网络交流的第二个特点，即监督机制的弱化甚至悬置，也就是说，匿名性使得网络交流者缺少其他交流常常面对的社会监督、文化禁忌、自我心理防御以及责任意识，因而也没有必要带上人格面具。在这个意义上，网络交流是最真实的。如果交流的双方或多方彼此知道对方的身份，说话就比较谨慎，既可能变得更加负责，但也可能无法完全说真话。也就是说，网络交流的这个特点是一把双刃剑。从消极方面说，大家说话可以不负责，相互欺骗，甚至脏话连篇，把自我中最原始的一面宣泄出来；而从积极方面说，交流者没有出于种种文化禁忌而隐藏伪装自己的必要。最后，匿名性还使得现实中存在的交流者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被暂时搁置起来。在现实中进行的面对面交流行为中，存在许多扭曲交流的真实性与平等性的因素，其中重要的就是交往者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包括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资本的不同等等。这些现实因素都必然在交往的时候进入交往过程，成为交往的重要社会语境，乃至扭曲交往的真实性，使得交往不可能完全是平等的、理性的、以理服人的。网上的交往则不同。大部分在网络留言的人都用化名，交流者的身份与权力在这种匿名交流起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这在使得交流变得更加真实与平等的同时，也使得那些在现实中处于弱势的群体对权威进行颠覆提供了方便。他们平时的反抗的欲望经常是被压抑着的。这就是为什么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网民，其网络言论往往具有很大的反抗性、另类性或颠覆性的原因。

    网络交流这些特点所导致的结果是双面的：一方面，网络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平等的交往可能性，它使得信息的控制更加困难、正义的声音更加容易得到传播。当今世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上许多重大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就是通过网络得到传播并最终在现实中得到纠正的；另一方面，网络交往中责任意识的淡化也突出了交往伦理建设这个迫切的时代课题。我们在网络上见到的大量匿名评论常常是极不负责的，夹杂着各种低级肮脏的杂音、随意的污蔑捏造，甚至还有大量不堪入耳的漫骂与发泄。泥沙俱下与良莠不分是网络言论给人的突出感觉。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匿名性，如果存在监督机制、社会文化禁忌、权力关系，那么，这种交往尽管可能不够真实，但谩骂现象也不可能这么严重。由于暂时悬置了各种监督与制约，人们可以“自由”地、不负责任地编造自己的身份，散布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许多网上的欺骗、污蔑行为常常就是因此而发生的。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匿名信所隐藏的危害就来自这里。

基于这样的原因，网上交往的质量不但最能体现交流者个人的道德水准、文化素质，而且最能够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同样也基于这个原因，网络交往更加依赖于个体的责任意识与伦理自觉。一个人在强制的状态下举止言谈“文明”并不难但也不可信，只有在自由、非强制状态下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

也许正是网络交流的这些特征吸引了青少年。青少年喜欢上网的原因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网络交流与青少年心理、青春文化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性。青少年心理的特点是具有叛逆性、想象力、颠覆性，不满于现状，充满幻想，同时，相对来说也比较幼稚，也就是所谓“不成熟”“非理性”。青年喜欢网络，最重要的一点是青少年的自我表达、颠覆权威的欲望最强烈。但是这种反抗性在现实中却常常得不到发泄。网络的最大魅力就是为青少年的自我宣泄与反抗欲望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现在回到“韩白事件”。我以为“八零后”一代在“韩白事件”中理性对话精神和平等交往能力的贫乏体现了网络伦理的严重缺乏。这一方面和他们的青少年心理有关，但更是他们所生长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不是他们这代人的什么“天性”（我虽然用了“八零后”这样的称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把“八零后”看得铁板一块，也不意味着他们有什么“天生”的集体性格）。理解这个问题的逻辑起点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理性对话精神和平等交往能力不是人的天生禀赋，而是后天培育的公民素质。一个人不可能天生就喜欢不讲理、说脏话、乱骂人，也不可能天生就言语文明乐于对话。这里，个体所生长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否能够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培育理性对话精神和平等交往能力的土壤是至关重要的。具体到青少年，特别要强调的是对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家庭和学校。在一个充满了民主和谐气氛、真诚交往愿望和平等对话精神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潜移默化地学会各种理性对话所需要的各种规则，尊重他人权利和倾听他人声音，知道这是一种文明人的基本素质，知道民主、平等、理性的关公对话空间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自觉地维护这样的一个对话空间。

遗憾的是，“八零后”一代的生长环境所严重缺乏的正是民主、诚信、平等、理性等等文明社会和文明人所必须的元素，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充斥着大话假话或民间色语、明星逸闻的伪公共空间。从社会学上看，“八零后”一代有一些很明显的代际特点：他们是独生子女，他们生活应试教育制度对学生的控制最严厉、最残酷的时代，他们周围的整个社会则弥漫着消费主义、犬儒主义、政治冷漠和道德败坏。这些社会学参数对于理解他们为什么动辄破口大骂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学校中，“八零后”一代虽然得到长辈（父母和教师）的空前“关注”和“重视”，但这种“重视”是那么偏狭地集中在子女（学生）的学习成绩上，这种“关注”甚至显得极为霸道和无商量（“爱”你无商量）。与此同时，父母和教师常常并不理解、甚至并不力求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代际隔阂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他们在家庭和学校中都体会不到平等和民主，体会不到长辈对自己真实想法的耐心倾听和对自己权利的应有尊重。也就是说，家庭和教师并没有把民主、平等、理性的交往规则、交往能力和交往习惯教给他们。社会的大环境也是一样。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谎言、没有诚信、道德败坏、非正义和不公正现象空前严重的世界，人们一方面极度怀疑甚至完全不相信那些冠冕堂皇、严重脱离实际的空话、假话，但是在公开场合却又不得不一次次地重复并装作相信拥护这些空话、假话。这种反抗和顺从、犬儒主义与现实主义奇特结合的生活态度，对孩子们的成长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使得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分裂的、充满了谎言和欺骗的世界里。更何况成人世界也不乏严重的谩骂现象。

可以说，“八零后”一代的生长环境的突出特点恰恰就是理性对话和平等交往精神的严重缺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八十后”一代不可能懂得尊重别人的说话权利，不可能懂得耐心倾听他人意见、平等理性地和他人进行讨论交往的重要性。他们养成了一种分裂的人格：表面的遵从和内心的拒绝――拒绝相信、拒绝倾听、拒绝对话，这种拒绝是非理性的、破坏性的、情绪化的，是不加选择的和发泄性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对理性交往的可能性已经绝望，对自己被他人、特别是父母和老师们理解的可能性也已经绝望。由于在公开场合不能发泄自己内心的这种非理性、情绪化的破坏欲，一旦有了适合的机会，它们当然就会加倍激烈和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来。

而网络的匿名特征恰好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发泄的机会和渠道。

在“韩白之争”中，两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首先，这个所谓的“论争”发生在网络上，而大量的谩骂正是出现在匿名跟贴中，绝大多数谩骂者不知其真实姓名与身份，而白烨则没有这样的“优势”。因此，双方在利用网络的匿名性“优势”方面是不对等的。如果在公开的场合和白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那么，这种肆无忌惮的谩骂现象是不可思议的。其次，谩骂白烨的人经常把白烨当作“可恶的家长”、“面目可憎的教师”、“愚不可及的官员”。他们显然把白烨当作了父辈或与亚文化相对的官方文学权威的象征，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反抗性、另类性或颠覆性。这些人平时都处在家长和教师的压制之下，无法满足真实自我的反叛需要。他们有太多的时候不能讲真话：与父母、与老师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如此。他们平时的反抗的欲望经常是被压抑着的。网络的匿名性为他们提供的正是平时得不到的发泄渠道。

综合这两者，我认为韩白论争中的谩骂是“八十后”一代在一个匿名的网络世界实施的虚拟性“轼父”行为。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着公开场合一直向往但是又无法实施的“弑父”。他们把白烨当作了一个平时想骂而不能骂的“父辈权威”，而网络的匿名环境使得他们的“弑父”与反权威显得很安全，他们可以尽情地发泄自己“弑父”的快乐，享受反抗和颠覆的快感，他们不会、不想、也没有能力和白烨进行平等理性的对话讨论。

如果上面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不改变滋生非理性谩骂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培植理性交往精神和平等的对话能力所需要的社会文化土壤，不改变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那么，“八零后”一代，“九零后”一代，乃至“新世纪”一代，必将继续谩骂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