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图书馆Seminar见闻记

（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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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的朋友遍天下

　　真的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头一次出现在国内高水平的学术交流会议上的出家人。如果不是穿着出家人的衣服，我很可能像鱼儿游在水里一般的惬意和自然，毕竟对这种场景我并不陌生，也许早就迫不及待的举手，向专家抛出一串尖锐大胆的问题，然后在报告之后冲过去继续死缠烂打。只要作为一名学生，我就不必害怕什么。

　　不过，当穿起出家人的大褂，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眼前似曾相识的场景开始变得陌生起来。我开始考虑自身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符合出家人一致形象的。有时候，我惊讶问自己，老天到底出了什么差错，居然把我安排在了这样的场景。

　　说实话自己着实有些担心，担心别人把我们当成不速之客来看待。一天大多数时间里，不是听报告，就是吃饭。随后我恨不得马上扬长而去，回到房间里。

　　可是今天认识的很多热情的朋友，正在帮助我逐渐调整这种消极回避的心态。早餐的时候，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高级顾问的孙卫跟我们坐在一起。他曾经亲自参与了国家数字图书馆的课题研究，对于古籍数字化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热心的告诉我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有很多珍贵古籍。他曾经查找一种古籍，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都只有残本，但是在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找到了全本。

　　中午，我们还结识了来自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黄教授和杨教授，研究领域分别是分别档案学和图书馆学。他们昨天上网找到了我们师父的博客，对龙泉寺十分感兴趣。他们的友好态度，令我们十分感动，彼此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并且合影留念。

　　下午报告结束之后，来自美国埃默里大学图书馆的王雪茅馆长主动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很喜欢他的报告，他说埃默里大学拥有宗教学院，开展佛教研究。我们赠送给他一本博客书，他非常欢喜的接受了。

　　也许，出家人和学生的身份之间可以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平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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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纷呈的学术报告

　　总的说来，今天的报告内容精彩而丰富。

　　Google图书数字化的宏伟计划对全球图书馆界无异于一场超级海啸。不少与会专家都将这个问题作为报告内容的背景之一，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讨。

　　图书馆面临的是一场严峻的危机。王雪茅（美国埃默里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说，他的老板曾这样问他：“如果有一天Google扫描了全世界95%图书，人们可以在网上检索到任何一个章节，那么我们图书馆还需要藏书吗？”孙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高级顾问）在演讲一开始就大声疾呼道：“如果我们图书馆还是固守于传统文献服务的话，那么图书馆真的要被抛弃了。”

　　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Google已经深刻的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蔡惠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图书馆服务馆员）提到，她曾做过一个实验来研究学生利用图书馆的方式，给出一个问题，让学生从图书馆网站里找到问题的答案。虽然学生被要求从图书馆首页出发，但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直接打开了Google网站进行搜索。即便学生被重新要求在图书馆里搜索，他们也是习惯性的把问题一股脑的粘贴到搜索栏里，而根本不知道区分题名、摘要、作者等检索方式。

　　也许很多人都有一种明显的感觉，那就是看书的时间已经没有看电脑屏幕的时间长了，更谈不上去图书馆借书。张东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图书馆信息技术副馆长）说，他们的医学院在全美排名数一数二，而很多教授觉得图书馆是可有可无的。而王雪茅带来的信息更令人惊讶，埃默里大学将生物学科和医学学科合并后产生新的专业图书馆改名叫做“知识管理中心”，最关键的是里面居然没有一本书，读者完全通过触摸屏来获得信息。提到触摸屏，林夏（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信息科技学院副教授）风趣的谈到，美国有的小孩子一看到电视屏幕就会用手指在上面使劲按，原来是受到了iPhone的影响，以为所有屏幕都是可以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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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了解到，美国的大学图书馆正在积极地应对面前的这场危机。据说美国人特别欣赏“危机”这个中文词，因为其中既包含了“危险”，同时也预示着“机遇”，而英文的同义词crisis则只能表示“危险”的意义。针对教授们日益远离图书馆的情况，埃默里大学计划把图书馆重新打造成一个全新概念的实验室，为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提供优越的实验条件和学术资源，各学科的教授们可以在图书馆里面做实验，交互交流，还招聘图书馆专业之外的博士作为馆员，以便能够在科研课题上直接与教授们对话。

　　与大洋对岸同行们实实在在的生存危机所不同，孙卫认为中国的图书馆在未来不会消失，因为图书馆是目前学术界最大的买单者。只要学者们还有一天搞科学研究，那么就一天离不开图书馆为他们购买国外昂贵的学术期刊资源。图书馆是为搞教育、搞科研的人服务，为那些愿意学习的人服务。

　　由此可见，图书馆与学术界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不过也正是由于图书馆的原因，造成了如今学术界跟一般公众之间巨大的信息鸿沟。学术界利用图书馆购买的数据库，可以轻松的获取高质量的文献；而一般公众只能在大量重复性的信息汪洋中浮沉。

　　其实，学术界做的研究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公众现实利益的一种实现方式，而并非脱离现实的空想，原因在于政府指定各种政策都需要严谨的学术研究结论作为依据。正如马海群（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所指出的，通过学术研究来促使政策朝着更好的方向改变。

　　不过，中国的图书馆也在同时遭受另一大问题的困扰，那就是低水平的馆藏使用率。根据孙卫的统计，三个月之内，万方数据库中的上亿条文献之中，只有5%被不重复的下载，另外95%没有被人使用。传统的图书馆员必须开始朝着咨询馆员、情报分析师的方向转变，才能更好的为读者提供服务。“专家”的真正含义，指的是那些能够面对用户问题的人，而并非研究某个高深领域的学者。

　　为了更好的了解读者的需求，张东明指出开发人员应该首先把自己变成一个读者，否则就会想当然的以为自己的想法就是读者的想法。他和同事们曾经招15个学生做读者调查，代价是每人一顿免费午餐和20美元的星巴克咖啡卷。王雪茅则抱怨学生口味的挑剔，要是图书馆不提供星巴克牌子的咖啡，就不会有学生来图书馆学习了。

　　袁昱明（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馆长）被称为研讨班的“铁杆学生”，他参加之前的研讨班之后，把学到的理念转变为实际的“都读远程”网络教育资源平台，在今年的研讨班交上一份作业。通过从听众到报告人的身份转换，我们不难体会到，学以致用，才是好学生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