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印象·朱熹——随师参加“缘结武夷，茶和天下”第三届
(2010-01-11 09: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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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随师行记 |
印象·朱熹
随师参加“缘结武夷，茶和天下”第三届武夷山禅茶文化节纪实（八）
1999年12月，第２３届世界遗产大会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举行，武夷山以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身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中有这样一段：
“它拥有一系列优秀的考古遗址和遗迹，包括……公元11世纪产生的朱子理学相关的书院遗址。这里也是中国古代朱子理学的摇篮。作为一种学说，朱子理学曾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达很多世纪，并在哲学和政治方面影响了世界很大一部分地区。”
朱熹把武夷山从一座自然的山，再造成为一座文化之山，我想这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如果不是这位撑起中国儒学后半个天空的朱熹如此钟情于此，留下了这么多理学遗迹的话，今天的武夷山恐怕很难称得上世界文化遗产。而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也正是武夷山的丹山碧水孕育了朱熹的理学。朱熹和武夷山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了解朱熹，也就很难参透这座理学圣山的文化底蕴。
朱熹出生在一个风雨飘摇的乱世之秋。他的父亲朱松是南北宋交替的见证者，在北宋王朝即将灭亡之际，利用出任建州政和县尉的机会，携家带口从徽州避乱来到闽北。朱松后来成为南宋朝廷的四品大员，因为强烈反对向金议和，而被秦桧贬逐，之后一直赋闲在家。岳飞被害之后，朱松抑郁成疾，不治而终。那一年，朱熹只有14岁。
脸上泪痕未干，武夷山宽广的怀抱接受了这一对患难母子，于是少年朱熹的新生活开始了。这也许是上天想用武夷山迤逦秀美的山水来抚平他心中丧父之痛的有意安排吧。而朱熹一住就是49年，期间只有9年时间是花在了外地做官上的。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保存至今的题刻多达13方。也是从朱熹开始，在武夷山题刻的名人越来越多了起来，因此说朱熹是武夷山石刻文化的奠基人也不算过分。
这幅“逝者如斯”被认为是武夷山326方古代石刻中年代最早的一幅，醒目的刻在六曲响声岩的上面，距离岸边非常贴近，我们坐竹排经过时，我很有幸把这一珍贵墨宝清晰的拍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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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照片）
石刻上没有注明时间，后人推断是淳熙年间镌刻的。那时的朱熹已经到了四五十岁的年纪，也许某天他也和我们一样，乘坐竹排，漫游九曲，忽然往事涌上心头，百感交集，这才顿悟到孔夫子所说的“逝者如斯”的玄义吧。刹那之间，时光倒流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1149年年底，朱熹回家乡徽州婺源扫墓。此时的朱熹可谓意气风发，两年前他就已经考中进士，年仅19岁。寒窗苦读的功夫没有白费，此番荣归故里，想必足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为父亲增加些光彩了。次年5月，朱熹返回武夷山途中，经过天心寺拜访道谦禅师。道谦是朱熹的禅学导师，朱熹此次来访让道谦十分欢喜，他把朱熹引见给了另一位重要的客人。谁不会想到，代表宋朝分别代表儒、佛的两位思想巨擘就这样不期而遇了。
那位重要客人正是大慧宗杲禅师，他力倡“看话禅”，中兴临济宗，焚毁《碧岩录》，又遭秦桧流放十余年，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代法门巨将。据传他眼光炯炯，博通儒释，辩才无敌，南宋宰相张浚赞誉他为：“纵横踔厉，无所疑于心，大肆其说，如苏、张之雄辩，如孙、吴之用兵，如建瓴水转圆石于千仞之阪；诸老敛衽，莫当其锋。于时贤士大夫，往往争与之游。”他门下学徒曾达二千余人，是当时佛教界公认的领袖。他长朱熹四十一岁，同时又是道谦的恩师，因此论辈分算是朱熹的师祖。
朱熹对大慧宗杲也十分崇拜，他18岁应举之时，随身只带了一本《大慧语录》。在大慧的点拨之下，朱熹自然对禅学启悟颇多，于是写下了《天心问禅》纪念这一殊胜的因缘：“年来更惑青苔路，欲扣天心日不撑。几度名山云作客，半墙禅院水为僧。枕石漱流心无语，听月煮书影自横。不待钟声驾鹤去，犹留夜籁传晓风。”后来大慧宗杲也记诗留念此次盛会：“天心一晤朱元晦，相忘已在形骸外。莫言多日不相逢，兴来常与精神会。”
不过，朱熹与佛教的因缘即将告一段落。没过多久，24岁的朱熹上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开始了5年的官宦生涯。等到他卸任，已是而立之年。随后，31岁的朱熹步行几百里从武夷山走到延平，向一代大儒李侗求学。李侗为程颐的三传弟子，与杨时、罗从彦并称“南剑三先生”。从此，朱熹逃禅归儒，全心全意投身儒学研究，终成一代儒学大师。
可以说，学问就是朱熹的命根子，离开了先圣的传本就是要了他的命，打破砂锅问到底是他的个性，所以禅宗的狂简与绝知难以配上他的胃口，也就不足为奇了。佛法洋洋八万四千门，恐怕还是有一些可以正对朱熹的路数。不过当时宋代最为流行的是禅净两宗，似乎不在此列。朱熹是不是对于高深的中观、唯识更有些研究兴趣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在崇尚理性这一点上，朱熹与现代人确有不少共同语言，尤其表现在他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上面。他觉得《大学》对于“格物致知”的阐述已经亡佚了，便自行将其补足，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后来，成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把理科叫做格致科，正是借用了这个意思。
这也就不难理解，李约瑟为什么认为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甚至认为朱熹是世界上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比西方早出四百多年。朱熹曾提到：“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今高山上多有石上蛎壳之类，是低处成高。又蛎须生于泥沙中，今乃在石上，则是柔化为刚。天地变迁，何常之有？”
响声岩上另一段题刻是关于“鹅湖之会”的重要史料，这是一场理学与心学的世纪交锋，。竖书18行，每行仅2字，“何叔京、朱仲晦、连嵩卿、蔡季通、徐文臣、吕伯共、潘叔昌、范伯崇、张元善，淳熙乙末五月廿一日。”题刻记录了这场大辩论的时间和的主要参加人物。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率学友、弟子等人，偕同浙东派学者吕祖谦师徒前往江西铅山县鹅湖寺，同江西派学者陆九龄、陆九渊兄弟进行学术论辩。行前，他们在武夷山览胜，勒石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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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刻
这一年朱熹46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而陆九渊小他10岁，显得意气更盛。两人观点大相迳庭，如果抛开具体的学术细节，我们似乎可以从朱熹对陆学的批判中看出他当初的“逃禅归儒”的一些影子来。他后来断言道：“子静一味是禅。”可以说，朱熹打心眼里不喜欢任何带有禅味的东西，而更喜欢一步一步台阶、循序渐进、有次第的学修方式。
他曾痛斥“心学”的流弊道：“近乃深觉其弊，全然不曾略见天理仿佛，一味只将私意东作西捺，做出许多诐淫邪遁之说，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视圣贤，蔑弃礼法。只此一节，尤为学者心术之害，故不免直截与之说破。”“心学”的流弊又何尝不类似于与“禅宗”的流弊？“心学”与“禅宗”的学修方法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朱熹对心学的批判态度，可以很大程度上说明他对禅宗的基本看法。
朱熹对心学的否定，有一些道理，但是又不完全正确。不然，明代的王阳明也不会格竹子之理不成反倒格出一场大病，最后“弃朱投陆”了。佛教的中观与唯识之争跟陆朱之争也颇有相似的地方。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妨解释为，不同气质的人需要不同的治学路径，就像病症不同的人需要吃不同的药，如果吃错了药不但医不好病，反而要出生命危险。因此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病人没有选对药。
朱熹并非对理学自身的流弊视而不见，相反的他也有相当深刻的反省，甚至主张兼取陆学的长处。他认为：“陆学固有似禅处，然鄙意近觉婺州朋友专事闻见，而于自己身心全无功夫，所以每劝学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静，方于义理知所决择。……吾道之衰，正坐学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众善，所以终有不明不行之弊。”“大抵学者专务持守者见理多不明，专务讲学者又无地以为本。能如贤者兼集众善，不倚于一偏者或寡矣。”
朱熹理学的崛起，不能简单的看成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偶然事件。从更深的层次讲，它反映出当时的儒家学者对于“泛禅宗”思想的深刻检讨，代表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也是时空因缘和合的产物。
禅宗自唐朝兴起至南宋，有400多年的历史，岁月一久则泥沙俱下，由清转浑。不独有偶，大慧宗杲也认识到了禅门中的诸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到了必须加以变革的地步。他说：“今时学道人，不问僧俗，皆有二种大病。一种多学言句，于言句中作奇特想；一种不能见月亡指，于言句悟入，而闻说佛法禅道不在言句上，便尽拨弃，一向闭眉合眼，做死模样，谓之静坐观心默照，更以此邪见，诱引无识庸流，曰静得一日，便是一日工夫。苦哉！殊不知，尽是鬼家活计。”因此他断然将恩师圆悟克勤《碧岩录》付之一炬，以拯救“专尚语言以图口捷”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又严厉批评当时颇为流行的默照禅法，认为其“坏世间相而求实相”，提倡看话禅，以切于其当代的世情。
应该说，朱熹从骨子里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从同安回到武夷山之后，隐居长达21年，一度到了嗜学成病的地步。即便是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仍然屡次坚辞朝廷的任命，拒不趋朝。朝廷爱才心切，不但不加怪罪，反而官位的出价越来越高。用佛教的观点来看，这就是朱熹的福报，一般人想当个一官半职都不容易，而朱熹却是辞官不得反被升擢，不想当官都不行。
等他再度出山的时候，是出任南康知军（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市长），朝廷明令他不得辞免、必须火速赴任。那时的朱熹已经年近五十，已然是知年命的年纪。在南康干了两年，取得了很大政绩，尤其是重建“白鹿洞书院”，设立了一整套学规，成为后世各书院的楷模。
南康卸职之后，朱熹又升任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巡历浙东，督查救灾工作。在浙东的两年，刚直不阿的朱熹在官场受到重创，弹劾贪官不成，眼看其逍遥法外，而朝廷又将他调离浙东，另置余处。悲愤之余，朱熹坚决辞绝新的任命，解职回乡闲居去了。而武夷山又一次张开怀抱，接纳远方游子的归来。
“九曲棹歌”就是朱熹这一时期在武夷山留下的最著名的一组石刻。字里行间，超然脱俗之气油然而生，至今而被广大山民传唱。
（九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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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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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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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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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照片）
这一次，朱熹创建武夷书院，广招门徒，聚众讲学，历时五年之久，四方学子接踵而来，如蔡元定、刘火仑、黄干、詹体仁、真德秀、李闳祖和叶味道等著名学者都曾就学于武夷精舍。从此朱熹桃李满布天下，理学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其门人学徒相继在武夷山筑室读书，使武夷山成为名副其实的理学圣地。
武夷山又被称为“道南理窟”，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当年，游酢、杨时冒着大风雪来到程颐求学，正好程颐在打旽，二人不敢打扰程夫子，只得毕恭毕敬站在旁边守候，等程夫子醒来时，门外积雪已一尺厚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程门立雪”。二人学成之后，程颐感慨的说道：“吾道南矣。”此后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李侗传朱熹，朱熹集大成，开创理学。“道南理窟”概括出二程洛学与朱熹理学之间的传承关系。
1192年，63年的朱熹离开了武夷山五里夫，迁居建阳考亭。71岁，朱熹背负着“伪师”的恶名与世长辞，二年之后，才得以平反。
现代学者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高度评价朱熹，把他跟孔子相提并论，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著名学者蔡尚思游历武夷山后赋诗赞道：“东周有孔子，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和武夷。”
抛开孔子和朱子的思想方面的同异，仅比较发现他们的经历，会发现有诸多相同点：（1）他们都生活在社会动荡的乱世；（2）他们都早年丧父；（4）他们出仕时间不长，大多数时间都在学习和教学中度过；（5）他们都暂时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但很快又失去；（6）他们在官场上都是正直著称，而；（7）他们都是抱恨而终，生前没有看到自己的理想成为现实；（8）他们的思想生前都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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