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旅程之九：

五圣之由来

——随侍师父“山东—上海”行心得感言（20090624）

    在返回的路上，脑海里念念不忘的，就是在大成殿里，生平第一次见到供奉在一起的五圣像。孔子之所以被称为“至圣先师”，前面已有提及，应主要源于他那“圣之时”的非凡境界。那么，其它四圣之所以被各称为圣的理由又何在呢？

复圣颜子

    颜子为什么被称为“复圣”呢？这让我想起《论语》中一则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如果一个老师给一个弟子讲了一整天的课程，弟子对其中的内涵都能做到没有任何的违背，不但不违背，还能顺着原来的内涵有所阐发，这可真是当之无愧的“复圣”了。

宗圣曾子

    曾子为什么被称为“宗圣”呢？亦有《论语》中的一则可以略窥其端倪：“子曰：‘参乎！吾道以一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细细品来，这里面可真有点禅宗的味道。在孔门弟子中，要论禀赋，曾子不能算是最聪明的，不但不是最聪明的，甚至他的鲁笨也是有了名的，所以在《论语》中有“参也鲁”的记载。但鲁归鲁，曾子的踏实好学是所有弟子中出了名的，他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就是其勤于实践最好的写照。据说曾子在十六岁时就开始拜孔子为师，长时间的熏习，也让曾子累积丰厚的条件，后来孔子还专门为他讲解《孝经》。

    孔子历来都是因材施教，非常擅长于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因此《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很多话，都必定有其相应的背景，但大多都缺乏明确的记载。不过《论语》读久了，内心就能隐隐约约地知道，孔子大致是在什么因缘背景下对什么弟子讲什么话。就像上面的这句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孔子看到曾子所学都能认真去实践，但又考虑到所传授学问非常广博，如不能对以一贯之道宗旨不能有所体悟的话，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有一天，就趁机给曾子一些点化：“参啊！我所传授的道其实有一个以一贯之的思想在。”对于一般的弟子而言，听到老师说这句话，自然的反应肯定是：马上竖起耳朵，聆听看这秘方到底是什么？像孔子的弟子中最聪明伶俐的一位子贡，就曾主动问过老师：“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老师啊！您的道这么博大，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我终身实践的？但曾子的反应却出乎寻常。对曾子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这个秘方是什么，而是孔子的话本身，也就是说有一个“以一贯之”的东西在。这个“一”就是心与心的相应与传承，它无需用语言表达，却贯穿于老师所说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上。如能对老师所传授的每一句话都能认真实践，自然能体会到这个贯穿的宗旨是什么。也正是由于平时的踏实积累，让他终于心有所悟。后来，曾子还根据孔子的话著出了《大学》这样系统的著作，比较清晰地梳理了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以及实践次第，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播起到了莫大的作用。由于这种原因，称之为“宗圣”亦不为过。

述圣子思

    子思为什么被称为“述圣”呢？这里要先看看“述”的意思。孔子在《论语》中曾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既是“述”，便非“作”，没有多少个人的创造和阐发在里面，只不过是传述圣人的心法而已。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儒家曾经乃至现在还是被不少人认为是一种倾向于守旧的学问。毋容置疑，无论是在孔子眼里，还是在其他弟子眼里，古圣先王如尧、舜、禹、商汤、伊尹、文王、武王、周公，都是值得人们效学的典范，甚至连他们在世时采用的一些管理天下国家的制度，也值得效仿。但历史是不可以倒流的，这些古圣先王能够出现在历史上，本身也都有它特定的因缘，更何况他们所采用的治理国家的制度呢。但剖开这些覆盖于表层的面纱，我们不难发现，孔子所传述的最根本的还是一种理想，以及实现这一理想的渠道，这一点在《大学》中就有系统的总结和提炼。可以说，如果把《论语》看作是孔子因时因地因人而给出的修行的要教授的话，那么《大学》则是对这些要教授进行系统的梳理，而提炼出来的完整的道次第。

    子思作为曾子的弟子，一定对老师这般气势恢弘的体系心领神会。但体系终究是体系，如何在实践每一步的时候，都能回归孔子的本意，不偏离孔子所传授的道，这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子思站在追本溯源的立场上著作《中庸》，对圣人心法的本来面貌作了重新明析。其实说来也很简单，整个《中庸》的核心全在开宗明义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天命”即不生不灭、永恒常在的宇宙本体，“性”即心之本原。所以，“天命之谓性”，即是说宇宙万物不生不灭、永恒常在的本体无非是心之本原的一种显现。所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能够尽其心，则能回归心之本原，从而知其性；能知其性，自能知其天。那么如何才能“尽其心”呢？这就要“率性”之以“道”。而“道”又何来？全从有“修道”体验的人那里传承而来，这就是“教”。所以，这“道”，全是一种生命境界提升的经验传递。从师以学道，修道以率性，知性则知天。

    那么，知天之后又如何呢？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唯有知天命，方能做到“耳顺”。那么什么是“耳顺”呢？顾名思义，就是耳根能够顺从。顺从什么呢？就是能够顺从外在的各种境界，不让它们与心性相违逆。因为知道外在一切境界，无非是心性的展现，自然能做到不违逆。一个不知天命的人，就无法做到“耳顺”，而常常有所求，求什么呢？求“顺耳”，也就是求让耳根舒适的境界。而实际上这些境界，却让心性愈发被蒙蔽起来。如能“耳顺”，自能“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圣人境界。

    从一个人境界提升的表征来看，《大学》侧重点讲述的是外在依报环境的改善；而《中庸》则更多地说明了内在正报心境的净化。对于如何修道以提升内在心里境界，子思认为要从“慎独”入手：“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而这“慎独”即是“诚”，即是“不自欺”，即是“择善而固执之”，由此而渐达“中和”的至高人生境界，以此位天地之间，赞天地之化育，并与天地同参。而所有这些对心性之学的阐释，无疑是对孔颜心法的一个回归。因此，称子思为“述圣”亦为名符其实。

亚圣孟子

    孟子为什么被为“亚圣”呢？这主要是由孟子对儒家学说的贡献而定的。孔子生活的年代是春秋中后期，尽管当时也有像老子和子产等道家和法家这样的初创人，但这些思想在社会上还没有形成气候。另外，在孔子周游列国的过程中，也会不断遇到一些隐士的冷嘲热讽，可见当时有德之人选择隐世也是一种风气，但他们对世人的影响也都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当时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并不是针对各家各派的言论而立，而是针对时弊而设立。而这时弊最主要者，乃是礼崩乐坏及人伦关系的混乱。《论语》中有讲：“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在古代八佾舞是只有天子才能用的，卿大夫只能用四佾舞。作为卿大夫的季氏却用起了只有天子才能用的礼乐，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够忍受的话，还有什么不能忍受呢？另有一篇：“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问如何来治理国家，孔子说，君王要像个做君王的样子，臣子要像个做臣子的样子，父亲要做个像父亲的样子，孩子要像个做孩子的样子。反过来讲，现实状况已经不是这样了。齐景公的回答也更证实了这一点：“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这“虽有粟，吾得而食诸？”的一句话真是让人体味无穷。作为一国之君，当以一国黎民百姓之温饱与教化为念，而齐景公的回答，让人形象地看到一个只知考虑自己温饱的君王形象。夫如是，又怎能称得上是“君君”呢？君都不能像君，臣又如何能像臣呢？所以最后也只是落了个虽“有马千驷”，然而“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的凄凉下场。针对这些现实，孔子努力恢复周礼，并提出礼背后是以“仁”为内核的，而这“仁”，则具体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人伦关系之中。

    与此大为不同的是，孟子生活的年代，已经处于战国中后期，此时离开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有一百余年了。从国家局势上来说，诸侯之间的战争日益剧烈，由春秋时期的五霸演变为战国时的七雄；从思想学说上来说，由原来单一的儒家为主的状况，也已经发展成为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农家等名符其实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学说要为社会所认可，要为学徒所信赖，都必须应对其它各派学说的论点。孟子也是在这种状况下，进一步阐释儒家的内涵，并做了相当大的发展。《孟子》中有提到一位弟子公都子的疑问：“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别人都认为老师您特好辩，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难道是好辩吗？这是不得已啊！为什么呢？“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回顾天下自生民以来的历史，无不是一治一乱，治乱交替。治之衰，而乱兴起；乱之末，而治又回。是故尧舜没，而暴君代作；周公相武王，而商纣亡；及周室衰，邪说暴行又作，孔子忧，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终因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墨之言盈天下。孟子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因此为了宣扬孔子的学说，就要论辩杨墨之言的真伪，“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总的来讲，为了应对新的历史形式，孟子对儒家学说有相当多新的发展：

    一、为了应对动荡的社会局面，各家在当时都提出各自的治国主张，儒家当然更不甘示弱，基于孔子提出“仁”的思想内核，孟子更进一步提出“仁政”的施政方略。孟子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因此，“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这相对于孔子所提出的抽象的“仁”的概念更为具体了，又比孔子所提出的具体的“孝悌忠信”的概念更有高度了。

    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重民”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在今天看来都有它非常积极的一面。总的来说，孔子虽然对尧舜禹及商汤等古圣王也很推崇，但因为时间久远，很多具体的事实缺乏文献考证，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周朝能在夏商两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且有丰富的文献典籍可供参考，因此“吾从周”，致力于周朝礼乐制度的推广。但实际上，在夏商周三代，社会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结构与制度都与尧舜禹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尧舜禹时代，基本上还是属于原始的氏族社会，经济上以原始公有制为主，政治上以原始民主制为主，那时无论是氏族首领还是普通的民众，都有信仰神格化的“天”的传统。但“天”是不会说话不会下达命令的，那么“天”的意思又如何来领悟呢？孟子引用《尚书·太誓》中的名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所看到的来自我们的老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我们老百姓所听到的。那么，换句话说，天意自然取决于民意。因此尧舜禹之间地位的传续，是以遵从民意的“禅让”方式而实现的。

    自从禹之后，“禅让”制为“世袭”制所代替，但孟子引用孔子的话：“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也就是说，虽然传承王位的形式不同，但“义”却是相同的。那么这个“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顺从“天意”，也就是顺从“民意”。然而问题在于，这个“民”与尧舜禹时的“民”已经大大不同了。在尧舜禹那个时代，“民”的范围是很广的，包括了普通的劳动人民群众，但到了夏商周这个时代，社会已经有了明显的阶层划分，出现了低位地下的奴隶阶层和低位较高的奴隶主阶层，这时的“民”的范围就不可能是所有的社会民众了，只能是在经济与地位上占优势的奴隶主阶层或封建主阶层了。

    按照这样的程序演变下去的结果是，“天意”越来越为一少部分的“民意”所取代，而“社稷”或者说国家，则成为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尤其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状况尤其明显，所以孟子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现实的状况成了：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这种局面，使诸侯之间战乱不止，使天下生灵遭受涂炭。直到秦朝征服并统一诸侯国为止，这种混战的局面才告一个段落。统一中国之后，嬴政为自己取了个尊号“皇帝”，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三皇五帝”。其实这个尊号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趋向，到了秦朝终于定格，也就是将君王权力绝对化了。自此以后，虽然亦有“君权神授”的提法，实际上无不是为君权至上的合法性提出一些解释而已。这种格局自从秦朝到清朝末年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未真正的改变过。而在今天，社会生产力与国民经济与过去相比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民众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对民意的尊重也重新提到日程上来，因此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也必将重新发出耀眼的光芒。

    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性善”之说。在古代贵贱有别的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可以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突出表现在一个人受教育的机会上。在古代，也只有贵族的子弟们才有权力接受正规的教育，贫民子弟是没有这个福分的，更谈不上乡贱野民了。孔子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士大夫阶层，一方面虽然有着强烈的报效国家的强烈愿望，却迟迟不能出仕；另一方面，他也深深体会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对贫民百姓不能接受教育感到百般的惋惜。种种因缘使然，使他开办起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私学，并且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可以说，这在肯定人性平等方面迈出了具有开创性的一步。

    尽管如此，在孔子与弟子的随谈中，也多多少少会透露出对人性禀赋差异挥之不去的印象。比如在《论语》中曾记载孔子的话：“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那么什么样的人是上知？什么样的人是下愚呢？孔子又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由此可知，孔子所谓“上知”是“生而知之”的人；“下愚”是“困而不学”的人。在孔子看来，“生而知之”的人，所知已经成为心性的一部分，故不可移；“困而不学”的人，自己放弃了改变心性的机会，故亦不可移。于是就心性的提升或人格的完善而言，就存在了可以做到的人和不可以做到的人。另外，孔子说的另外一句话，也一直颇有争议：“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有怨。”这常被后人解读为性别歧视，其实这是误读了，如果是性别歧视的话，那么孔子就不但歧视女子，而且也歧视男子了，这显然解释不通。尽管如此，给人贴上一个“女子”或“小人”的标签，毕竟是一件让人不愉快的事情，而不管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除此之外，孔子对与“性”的描述也是出奇的少。子贡也曾抱怨过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但《论语》中也有两处论及，一处说：“性相近，习相远。”另一处说：“色食，性也。”这实在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两句话了。单单从这两句，真的很难体会到底在孔子眼里，这“性”到底是什么。单从子贡的描述来看，“性”与“天道”应该是两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对于注重现实社会与现实人生改善的孔子来说，显然他不打算探讨这些玄妙的概念。而另外一方面，就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似乎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语言和思想背景来探讨这些概念。

    在子思的《中庸》中对“性”的描述有了一定的铺垫之后，孟子展开了更为详尽的论述。每每读到孟子对这些命题的精彩论述，都不免心生畅快，对每个人未来成就的可能性都丝毫不会怀疑。据《孟子》中记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实际上，当时关于人性的问题，有很多种认识，有的人认为性无善无不善；有的人认为有人性善，有人性不善；而孟子则旗帜鲜明地认为人性善。那么孟子如何说明这一点呢？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的本性里面都有四心，这四心分别体现了仁义礼智四个方面，这是人心本来就有的。尽管本来就有，却非常容易被掩盖，从而失其本心。孟子也曾因此发出感叹，说：“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如果一个人丢失了鸡啊狗啊什么的，都知道去寻找，但“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失其本心，却不知道去寻求，这真是可哀可悯的事情啊！那么如何去寻求呢？其实也很简单，只要去“思”就可以。这所谓的“思”，就是反思，就是让那颗随着外境不断漂泊的心能够重新回归。因为这些善良的美德是人心本来就具备的，因此，只要求，就必定能得到；如果不去求，它们也就会慢慢失去。

结语

    常常会有这种感觉：读《论语》，让我做一个真正的自己；读《大学》，让我做一个超越我自己的自己；读《中庸》，让我消弭于天地万物之间；读《孟子》，则让我产生辅助化育天地万物的愿望……

五圣之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