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乡村教堂的普及想到的

（3月28日）

    “摄影家似乎多从中国化的西教、异化的西教的角度来处理他的题材。然而据弟子看来，正是看似四不像的本地化，才使得耶教的普及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乃至一夜间如草遍地般发生。”

    读着宋居士给师父的信，当看到这段话时，我很想知道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的具体传播速度，而随信一同寄来的渠岩《信仰空间——乡村教堂纪实》摄影作品集中给了我答案——根据全球基督教调研中心的数字表明，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来，基督教人数从最初的90万人增加到1.1亿，而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天一万的速度增加。

    身为一名出家的佛弟子，这些数字多少有些令我吃惊，也带给自己一种紧迫感。那么，宋居士所说的“本地化”又是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一点，渠岩在《信仰空间》中这样说：

    “乡村的教堂建筑中包含有诸多的中国各地的民俗因素。……他们把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神话传说、主观理解等都直观反映在了教堂建筑上。西方的基督教本土化的特点比较显著，在一些乡村的教会活动中，教民唱的圣歌只有少数是歌颂主的，其他的颂歌都是弘扬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曲调大多是根据中国流行民歌改编的。他们在教会活动中所宣扬的却都是教人们向善互爱、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中国传统的文化道德价值。”

    看来，在传教的手段方面，乡村教会无疑是很讲究“善巧方便”的，而这种本土化的善巧与基督教传教士的热忱配合，使其在乡村的传教活动很有吸引力。在这方面，美国学者裴士丹等通过相关研究得出结论：基督教的本土化、民间信仰化是其能在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叶小文局长也曾撰文提出，中国的基督教很注重与“信命运、敬鬼神、祭祖先等宗法性民俗信仰观念”结合。

    当然，基督教在中国乡村得以迅速传播肯定不止是这些原因。《信仰空间》提到，中国很多乡村的广大群众，尤其是“老弱病残群众”在世俗社会中得不到足够的关怀，遇到困难时也“缺乏有效的解决渠道”，所以不可避免地寄希望于宗教的力量。而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方面，基督教堂发挥了不少作用，在渠岩去过的山西、安徽和江苏等地区，“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教堂”。

    也就是说，许多农村的广大群众之所以选择信基督教，带有比较强的实用和功利目的。夏磊在《对一个皖中村庄基督教传播过程的研究》一文中，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对这种信教心理做了剖析——

    杨先生是杨村的一位传教士，1987年，他在家乡由于很偶然的因缘接触了基督教。当时一位姓刘的教徒对他说，只要信基督教，向主祷告，就可以治好困扰他的头疼。而且，祷告不用花一分钱，即使无效也不吃亏。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通过祷告真的让自己的头疼减轻了。后来，祷告让家里丢失的一头小猪自己跑了回来，更让他觉得“基督教的确很有用”，从而正式入教。

    渐渐地，杨先生的信仰越来越坚定，并成为一名很有热情的传教士。在九十年代以后，他发现当时农村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很多年轻人没有书读，也没有工作，他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在这个时候突显出来了，很多人看不起病；养老问题也开始出现，很多老人因为子女的不孝而变得精神压抑……”

    针对这种情况，杨先生在传教中主要采取这样几个策略：第一，将他体会和见闻到的入教的种种好处向村人述说；第二，首先选择那些在生活中面临困难的人进行劝导；第三，“告诉对方信教不像烧香拜佛那样花钱，只要经常参加聚会并向主祷告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随时退教”。

    到1995年末，该村的3000居民中，正式和非正式的基督教信徒大概有200位。其中：“50%左右的人是因为生病而信教，20%的人是觉得无聊、为打发时间而加入，20%的人是因为对现实不满、为寻找寄托而信的，还有10%的人是因为其他原因而信的。”

    由这些材料看来，大部分中国人还是非常注重现实的，基督教充分利用了民众这种普遍的心理，在解决人们的现实需求方面下功夫，果然卓有成效。而且，与佛教相比，基督教的教职人员与民众走得更近，传教热情更高，教义更简单直接，这都是其在吸引人心方面的优势所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基督教在中国乡村的流行对佛教的发展有不少启迪作用。首先，了解众生实际的需要和根器，施以有针对性的引导，才能让高深的佛法变得易于接受，走入寻常百姓家。事实上，“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本来就是佛菩萨度化广大众生的方便。“千处祈求千处应”的观世音菩萨，其广大灵感也绝对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生活的众多困难。理念上的资源并不缺乏，关键是要有许多人实际去做基础的传播方面的工作。

    而在本土化方面，其实应该是佛教的优势。自汉朝传入以来，佛教早已成为中国化的宗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轮回、因果等观念在民间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地藏菩萨本愿经》曾经非常流行，这也跟中国传统的“孝道”精神有很大关系。只要能有力地加强自身建设，并且让人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应机的佛法，佛教对中国民众的吸引力肯定不会输于基督教。

    读宋居士的这封信，看渠岩的《信仰空间》，了解基督教的传播现状，最大的体会还是师父常说的“责任”。“佛法二宝，赖僧弘传”，作为一个现代的出家人，对佛教、对众生、对历史，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宋居士信末的一段期许之语，或许是对这种责任的很好注解：

    “何日神州再现‘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盛况呢？窃思圣教重光自当有望，因为有大心勇士如大和尚者心系有情，不舍夙愿，立志刚毅，重建教法，狮吼大千，同时，也有众多佛子共铸圣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