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岩》杂志“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诗歌原创力研讨会”上的发言

伊沙

我来说吧。

  是秦巴子的刚才发言让我找到了兴奋点：他说回到诗人个体就可以谈原创力。（王）家新在发言中对“原创力”的质疑让我感到很惊讶，让我恍然又听到了1999年“盘峰诗会”上知识分子的声音，记得唐晓渡说：“原创不重要，这是一个互文的时代”——我就纳闷了：为什么知识分子总要跟“原创”二字过不去？为什么老是从宏观上看这个问题？互文时代，原创便不可能？——这是什么话？你写一首诗，不是还得回到你自己嘛，写作现场的情景是：一个人面对一首诗，不去调动自己的原创力还想怎么着？即便绝对的原创不存在了，我也得强调“原创”，设置一个极限也是为了让自己写得更好。

我在通过英文转译阿赫玛托娃时接触到不少资料，阿娃晚年有个年轻的闺蜜（后来成为阿娃研究的权威），她在狱中看到一张报纸上刊登了毕晓普的诗，出狱就告诉阿娃说：美国有个毕晓普，诗写得很好……这说明：在红色恐怖的苏联时期，阿赫玛托娃和她身边的人，非常注重这些来自西方的文学信息，但是阿赫玛托娃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想得诺贝尔奖却大惑不解——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态度是开放的，标准是自己的，精神是独立的。我们呢？过去三十年——不，是四十年，我们都干了什么？上世纪七十年代，北岛、严力他们是通过“黄皮书”向西方学习；八十年代是通过被当做政治符号所造成的“流亡”；九十年代靠的是西方对诗人个体的邀请；新世纪以来，即便是得不到上述资源的人，也可以出国旅游了……总而言之，西方已经没那么神秘，世界也不再遥不可及。这些都没问题，态度决定一切，我们会得到好报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表现出了足够开放的姿态、交流的饥渴、博大的胸襟与气度，有些民族却并非如此，我对藏族并无成见，但我润色了一下仓央嘉措的汉译文，便惹来一些藏族知识分子的一片叫骂，让我觉得很惊讶。对比之下，我更觉得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对的，是十分可贵的，但总觉得还缺少一点什么，是什么呢？譬如，这个“全球化”的话题是各种研讨会的首选，被大家说滥了说俗了，说来说去还是在讨论如何被西方接受的问题——这是一个“成功学”的话题，是的，我们总是在研讨如何走向成功，被西方接受在我们看来是最大的成功，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民族的文学是“失败”产生的文学，我们民族的诗歌是“失败”产生的诗歌，我们的祖先以仕途为正途，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仕途失意，遭贬流放，才会在文学上投入更过的精力——他们的好诗往往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所以，我们的讨论是不是有点拧巴？有点南辕北辙？我们是在讨论如何写出好诗吗？要么向前一步，像俄罗斯诗人那样独立而富有尊严；要么向后一步，回到我们的祖先：从“失败”开始写作。

因此我对讨论这种大而无当的话题不感兴趣，我更愿回到爱诗的初心和写诗的平常心，踏踏实实地写，实实在在为诗做点事，大家知道：三年来，我在做《新世纪诗典》，迄今已经通过网易微博推荐了1150首诗。《新诗典》有多大的传播力倒在其次，我知道这样做下去它会满足我内心一种宗教情感的需要……

好，就说这些。

                                            2014.5.28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