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向征的九个问题

1．向征：您读过洛特雷阿蒙的作品吗？

树才：当然读过！不光读过，还写过书评。法文原诗，倒读得不多。读得更多也更认真的，还是车槿山的汉语译诗。我认为译得很好，于是为报纸前后写了二篇书评。好的译诗，理应让更多的人知道。

2．向征：纪德曾预言，“他（洛特雷阿蒙）在19世纪全然没有影响，但他和兰波一起，也许还超过兰波，却成为明日文学的大师。”兰波在中国的译介较早，而且影响也相当广泛，洛特雷阿蒙的情况却相反，您怎么看？您觉得洛特雷阿蒙是否只是一个不成熟的天才？

树才：预言归预言，人们最终还是屈从于现实。现实本身有一种迫使人屈从的力量。我感觉纪德的这句预言不是太准。当然，预言总是有的准，有的不太准，有的一点也不准（那就可以叫“胡言”了，但有些胡言以有趣和富于想象力吸引人）。说到底，预言只是一种感觉，说得更好听点，一种更渴望具有时空穿透力的直觉。但纪德的这句预言，确实让我觉出他对洛特雷阿蒙的赞赏之情。瞧，他是把洛特雷阿蒙同兰波搁在一起“预言”的，甚至说“也许还超过兰波”。但现实情况是，不光在法国，在中国也一样，兰波已然成为“明日文学的大师”，甚至已被赋予了某种永恒性！而洛特雷阿蒙呢，他在法国的影响如何，我无力评判，但在中国，他是无法与“兰波”这个轰响着的大名相比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译介的迟或早？不尽然。是因为译诗的质量？更不是。凭我对洛特雷阿蒙的阅读，我并不认为兰波比洛特雷阿蒙更激烈凶猛或更富于独创。我私下判断，这是文学阐释和阅读接受的一个秘密，是时间在一个民族文化或一种语言文学里打下的一个死结。于是，我们也就无力去破它，不便去解它了。“不成熟的天才？”但天才总是不成熟的。“成熟的”天才还称得上天才吗？我认为就称不上了！那叫瓜熟蒂落，那叫名至实归。也许可以这么来表达我的看法：如果文学上有天才，那么，洛特雷阿蒙必是其中一个。但我的另一个看法是：“天才”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人们用它来形容“在他们的理解力的极限之外的人类的才华迸发”。

3．向征：我国现存的译介作品大多是一些“大师”的作品，翻译者往往总是在译已经成为传统的东西，我们对边缘化的，或者对正在发生的诗人及其作品无从了解。在我此次调研中，500多学生里只有5个听说过，或者读过洛特雷阿蒙，而法国《文学》杂志给读者列出的书目中（此书有中文译本），《马尔多罗之歌》位居第19，您怎么看？

树才：译者大多吃“大师”，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也是合乎情理的。历来如此。中外皆同。因为译如同写，是生产文本的过程，而生产文本又是为了销售文本。文学文本自有它的产、供、销这么一个系统，否则文学就养不活人。“大师”的作品或者“已经成为传统的东西”，意味着在原文语境里已经广受欢迎，已经拥有所谓的读者群，一旦翻译成汉语，当然有“势”可仗！而这是天然的“优势”，译者岂能弃而不“仗”！话说回来，一个好的译者是有自己的“眼力”的，而且敢于动用自己的“眼力”去选择作品。翻译的背后总是隐藏着译者的主动“选择”。真正出色的翻译同译者的热爱、判断和全身心投入有关。但是，好的作者是稀少的，好的作品是稀少的，好的译者则更稀少！洛特雷阿蒙其实在中国遇到了好译者，这是洛特雷阿蒙的幸运。这个好译者就是车槿山。但车槿山只能负责把作品译好，却管不了图书发行或阅读接受的事情！那是出版社该做的事情，那是中国文学界该做的事情！但实际上，这些事情都没做好。原因很复杂，涉及到很多方面。据我所知，《马尔多罗之歌》的汉译本，在中国也就印行了数千册，而且还不见得都售出去了。当然，得知“500多学生里只有5个听说过，或者读过洛特雷阿蒙”这个调查结果，我还是挺吃惊。我不禁为洛特雷阿蒙生出一丝不平之气来，我也为中国学生对法国文学的这种无知感到一缕悲哀：连洛特雷阿蒙都不知道，你还怎么去把握法国现代诗骨子里的那份狂怒、不安和冲撞？你还怎么去理解那些“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创作渊源？

4．向征：从五四时期至今，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国外现代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并对中国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是否就是“买办主义诗歌、模仿西方、拾古人牙慧”的根源？您认为当代中国诗坛如何看待学习和借鉴的问题？您认为写作需要公约吗？

树才：“买办主义诗歌、模仿西方、拾古人牙慧”，我把这三个词组看作是三顶毫无用处的破帽子。破帽子只能试图掩盖什么，实际上却暴露了一种封闭的、唯我的心态。其实，诗歌也好，文学也好，思想也好，都诞生在同一个创造力的天空之下，“东方”和“西方”，只是为了描述它们在地理方位和思维特征上的某些区别，但它们自古以来都是相沟通的！“模仿”，这是一个中性词，人们的创造活动离不开最初的模仿。当然，模仿是为了创造出自己的东西。“古人”，这是一笔财富，没有那些“古人”，我们这些“今人”又从何而来？理解古人，是今人生存的一门必修课。实际上，一旦被翻译，诗歌是语言这道篱笆墙想拦也拦不住的。还有，翻译对中国诗坛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诗歌的“汉语主体”仍在，仍然扎根于汉字的古老传统，仍然深潜于汉诗的灵性之中。一切影响都是“外来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影响是启示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一切影响都必须被“汉语主体”所消化，所吸纳，从而内在化为变化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诗歌、文学、思想，一旦结晶成作品，它们就属于全世界，属于整个人类。当代中国诗坛必须更自信地“打开”自己，让能吹进来的外国诗歌之风都吹进来。学习不是耻辱，借鉴不是耻辱，无所创造才是诗歌的耻辱！学习和借鉴，正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创造。诗人并非生而知之，诗歌更不是随便涂抹几笔的事情，所以，没有比学习和借鉴更自然的事情了！它们本来就是诗歌创造的题中应有之义。至于如何学习和借鉴，那当然要取决于每一个诗人，取决于每一个诗人的口味和消化力。对一个中国诗人来说，开放的心态是极其重要的。开放是为了打开视野，实现伽达默尔所构想的一次次“视界融合”。汉语诗歌自白话诗以来的现代敏感和语言活力，都是在“开放”的背景下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写作只需要对写作的激情和才华，别的都是赘物。

5．向征：作为学者、诗人、翻译家，您参加编译了不少诗歌选集。您认为出版社编选出版国外诗歌的标准是什么？您指出，“文化意义在经济重要性的压迫之下正在萎缩、干枯”，也体现在诗歌出版业吗？

树才：“文化意义在经济重要性的压迫之下正在萎缩、干枯”，这曾经是我的一份担心。不幸的是，这份担心如今几乎已成为现实。经济可喜，人文堪忧。但有什么办法呢！负有文化责任的各级出版社，都是国有的，都是凭书号出书，同时又都是唯“经济效益”为重！我曾在国有公司干过几年，我认为现在的一个个出版社纯粹就是一家家公司，比“唯利是图”还唯利是图！因为书号可以变相买卖。现在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诗歌出版业”。诗歌不是靠出版社在出版，而是靠诗人自己，当然他们中少数几位也能幸运地得到这样或那样的经济资助。出版社的逻辑很简单：出书必须盈利，出诗集会亏本，亏本的买卖谁做？你瞧，多振振有辞！出诗集会亏本，出版社就是这么认定的。这种认定源自这么一种不必回避的进程：诗歌和诗人正在逐年被边缘化或自我边缘化。也许，一切精神活动方面的努力都遭受着这种压力。至于出版社编选出版国外诗歌的标准，据我所知，因出版社而异，但大多是委托编选者来确定“标准”，所以肯定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的标准。现在，连出版的愿望都没有了，也就谈不上什么标准。

6．向征：据您所知，哪些法国诗人有中文版诗歌全集？

树才：这个，我知道得还真不多。由于手头缺少资料，不敢贸然回答。雨果、波德莱尔，应该有。兰波、马拉美，似乎也见到过。但是，一些作品光是被翻译了，恐怕还不行，还得看译得怎么样，接受得怎么样。

7．向征：您认为中国当代诗人处在“不确定性、破碎、矛盾性、加速度、焦虑、甚至癫狂”的状态下吗？

树才：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症状”，肯定比“不确定性、破碎、矛盾性、加速度、焦虑、甚至癫狂”这些词所描述的，还要更多向、更复杂一些。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泛滥”的时期，但也不见得“成灾”。对诗歌来说，真正“成灾”的，是没有人有热情去写。现在的情形是，大家各写各的，谁也不服谁。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因为诗歌的价值主要是自由精神，是基于个性的顽强语言探索。在文学个性上，我主张多元。每一个诗人都应该无条件地去探求自己的语言个性，因为一个诗人只能忠实于自己的心灵、情感和渴望，如果他有自己的心灵、情感和渴望的话。

8．向征：您提出，“诗歌批评理应从阅读出发，在阅读中生发感受，在感受中深入文本结构，在对文本结构的洞悉基础上，去把握形式和心灵合为一体的诗人精神气质”， 您是否认为中国读者对现代性作品缺乏阅读上的准备？是否因此导致中国诗歌评论的先天不足？

树才：确实，我观察到中国的很多读者读现代诗时，还是凭借古体诗的教育印象。我们大、中、小学的诗歌教学课程中，虽然选了一些现代的自由体诗，但大多还是中国人引以为传统的文言格律体诗。连“写诗可以不押韵吗？”都还是一个问题，我又怎么能高估中国读者对现代诗的敏感程度呢？中国诗歌评论最大的先天不足，是不诚实。为什么不诚实？因为把评论只理解成为一种权力，于是评论文章中随处可见被权力腐败这条无形蛀虫啃咬过的残痕。中国诗歌评论只要还甘愿蜷缩在那舒服得可怕的“文学史情结”之窝中，就不会有任何进展可言。作为救治“不诚实”之症的药方之一，我推荐了“阅读”。我天真地想，人们总不该不作“阅读”就妄加“捧”或“杀”吧。提倡阅读，其实就是提倡讲道理，因为“不诚实”的评论从来就不讲什么“道理”，而我相信诗歌自有诗歌的道理。不讲是不行的。不讲就连诗歌评论的起码资格都够不上。

9．向征：就您所知，中国当代有没有诗人受到了洛特雷阿蒙的影响？您认为洛特雷阿蒙和海子之间有相似之处吗？

树才：就我所知，没有。或者还没有。也许现在还看不出来。至少我没看出什么苗头。我认为，洛特雷阿蒙和海子之间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除非把“死得早”列为一条，但洛特雷阿蒙是病死，海子是卧轨自杀。我还认为，海子对洛特雷阿蒙可能知之不多，因为1989年之前车槿山的译文还没有在中国出版。我可以肯定的是，海子一直极为欣赏兰波，还有梵高，自杀前夕则钟情于荷尔德林。他为兰波和梵高都写过诗，可资证明。

向征，目前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读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洛特雷阿蒙的。就洛特雷阿蒙和中国诗歌，他来信向我提出了以上问题。祝他的论文早日完成。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话说回来，做轻而易举的事情，也就毫无价值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