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翻译家中的作家

       翻译家，作家，人们常常觉得他们是两类人，于是大多不习惯把他们搁到一起来谈。人们大约是这么想的：翻译家“翻译”别人的作品，作家“写作”自己的作品，这本来就是两回事嘛。但我的看法不同。我不觉得“翻译家”和“作家”是两类人，相反，我越来越相信他们本质上是一类人。就文学而言，翻译正是一种特殊的“写作”。

       最近，我读了郭宏安先生的随笔集《写作的幸福》，一边读，一边我就在想，他就是作家意义上的一位翻译家。他凭借直接的写作来体味文字的运用之妙，凭借读者的细心来辨认文学作品的风格构成，又凭借批评家的洞察力来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积几十年实践之功，最终在法国文学翻译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果说阿兰是在写作“漫谈”的过程中找到了“写作的幸福”，那么我也真切地感到，他是在翻译《恶之花》、《局外人》、《红与黑》和《墓中回忆录》等法国文学精品的过程中，体验到了“翻译的幸福”。这些译作有力地回应着原文的文学品质，还直接“刺激”着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们的创造神经。

       文学翻译之难，根子仍是文学之难。如果是非“文学”的一个句子，译者凭借良好的外文水平，只要能理解原文的意思，把它译得“正确、通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别人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然而，如果是一部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句子，那么，译者仅仅满足于把它的意思译得“正确、通顺”，恐怕离“文学”就相当远了。可见，一部作品之所以是文学作品，因为它具有某种文学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也许可以用“文学性”来概括。

       郭宏安先生正是从“文学性”着眼，来体认文学翻译的本质的。在《自设藩篱，循迹而行》一文中，他落笔直率：“文学性者，风格之谓也。”而所谓“风格”，在他看来，也并非什么神秘的玄虚之物，它尽管“微妙而又模糊”，但“至少是可以感觉到的”，更具体一点讲，便是原文作者在语言表达时的句式、篇章结构、色彩和“口吻”等。当然，风格指向整体，类似于某种生命气息，回荡在整部作品的脏腑之间。为此，郭宏安先生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传达出原作的风格”。

       这就非常清楚了，文学翻译者面对的最大困难便是：如何“传达出原作的风格” ？郭宏安先生的翻译实践自始至终围绕着这个问题。出于批评家的眼力和作家的敏感性，郭宏安先生对翻译对象从一开始就能做出决断：翻译谁？翻译哪些作品？单从七卷本的《郭宏安译文集》来看，我就觉得，他的翻译选择是敢于“啃”法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精粹部分，即“硬骨头”部分。限于篇幅，我只能谈一下《恶之花》和《局外人》。

       翻译《恶之花》之前，郭宏安先生已经对波德莱尔的整个美学思想作了一番研究。这么一个划时代的大诗人，大批评家，单凭热情，光有勇气，那是远远不够的。动笔之前，细细研究，用心品味，这倒不失为一条路径。翻开《恶之花》（插图本），首先便是一篇长文《论［恶之花］》，洋洋十四万言，把波德莱尔的家族、身世，他的成长、性情，他的创作、心理，他所处的时代、氛围，一一加以分析、探讨。而100首译诗，则以“贴近”之法译出。跟钱春绮先生的译本相比，我觉得更趋简洁，少了一份绮丽，多了一份透明。

       时人译诗，多在词汇上用力，以词汇的华丽、铺张、修饰为美，其实这是对诗的误解。波德莱尔竭力追求美，但同时也极其看重真，他的笔触直指“腐尸”、“骷髅农夫”、“醉酒的拾破烂者”。当然，他并非以这些描写对象为美，而是从中发掘象征的力量，使之上升到精神的澄明之美。所以，译他的诗，跟随其节奏，保留其意象，体味其用意，把握其象征，才是最重要的。在《跋》中，郭宏安先生总结道：“……原诗是十二音节的亚历山大体，译诗便出以十二个汉字，原诗为十音节诗，译诗便出以十个字。韵式亦与原诗一致，如交韵、随韵、抱韵等”。尽管如此，他坦言：“我的译诗也只能是力求在形式上与原诗一致”。这是实话。就诗而言，形式直接诉诸眼睛、耳朵和心灵，但又隐身于诗句本身的内在结构，它与字、词、句是一起生成的。译文既已打碎原文，希求与原文的形式完全一致，就几近虚妄。

       从波德莱尔到加缪，时间已从十九世纪过渡到二十世纪，思潮也从象征主义演化为存在主义，身份则由诗人转移到小说家。加缪是一个自觉追求风格的作家，《局外人》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小说风格的最佳体现。郭宏安先生早在1985年就翻译出版了《加缪中短篇小说集》，我好像是第二年买到这本书的。小说集开篇便是《局外人》，我还记得，我刚读了第一小节就被吸引住了：“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一下子把我吸引住的，正是小说的行文风格：句子如此简短，叙述如此克制，几乎透着冷漠，一股荒诞的寒气直逼人心。

       后来，我读到了《局外人》的法文原文，读后的惊讶是巨大的：译作与原作在风格上竟能“呼应”得这么接近！这几乎是一种奇迹。郭宏安这个名字，从此就被我记在心里了。可能是我偏爱加缪的作品，我认为汉译《局外人》可以被视作一种定译，因为在汉语发生大的变化之前，我相信没有谁能在风格的传达上超越它。“风格”的传达，也许是一种悖论，像《局外人》，汉译的风格几乎就是原文的风格，这种传达几乎就是“不传达”。但这也恰恰说明翻译家的“语言转换”之苦，之难。确实，文学翻译在“语言转换”的意义上是一种创造，但是，这种创造显然不是“原创”意义上的，而是“中介”意义上的。翻译之前，先有原文，这一点不是译者想忽略就能忽略的。

       以“风格”对“风格”，还“文学”以“文学”，这就是郭宏安先生的文学翻译所抵达的。当然，不同的作家风格不同。于是，我们在《红与黑》中读到了斯丹达尔的冷静和准确，在《墓中回忆录》中读到了夏多布里昂的激情和夸张，在《批评意识》中读到了批评家布莱的明晰和深度……可以说，是写作、批评和研究这三股力量拧在一起，最终成就了郭宏安先生的译文品质。

       写作依赖于一笔一划的书写，而翻译更像是一种双重的书写，因为原文已经被“写出过”，翻译只能通过“语言的转换”，将原文以另一种语言的面目“重新写出”。写作与翻译，就这样在“书写”的意义上构成了“同质”的关系。我敢于这么断言：一个卓有成就的翻译家身上，一定内含着一位或隐或现的作家，或者说，成就一位翻译家跟成就一位作家一样难。

另补：郭宏安先生是我的恩师。幸赖先生的厚爱、宽容和激励，今年上半年我终于顺利地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论文题为：《论译诗》--以《米拉波桥》为例。不过，这篇评介文章是在2003年写的。我现在认为，郭宏安先生是“写、译、评”集于一身的作家，也是在法国文学翻译上取得了最突出成就的译家之一。此外，他的随笔雅洁，流畅，将感性的生动与思考的深入融于一体，读来令人愉悦。2008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