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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路可走
树才
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诗歌的一个主要体现是在诗歌中融入了叙事,也就是以自己的生活细节入诗,这种写法依我看,受美国诗歌的影响较大。但法语诗歌似乎一直沿袭着诗人自己的精神取向,尤其是超现实的传统。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树:中国诗歌从90年代开始重视“叙事”,我觉得是受到中国现实本身的巨大变化的影响所致。当然,也许也不能排除受到美国诗歌的一些影响,因为在中国人的当今生活中,美国的影响几乎渗透了每一个角落。但我更重视中国自身现实的变化。80年代是理想的、抒情的年代,海子之死为它画上了句号。90年代是世俗的、叙事的年代,更多的现实细节挤进了诗人的生存裂缝。这是大体上的一种区分。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写诗的差不多是同一批人,他们的写作体现着某种连续性,而不是所谓的“断裂”。比如浪漫主义这个词,它作为诗人的一种精神气质,从来就没有过时,它一直是扎根在诗人的人生态度中的,所以它一直是一种未完成,可能也不会有完成之日。社会的物质倾向,世俗倾向,必然会影响到诗人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对生活风尚而言,诗人其实比墙头草还要敏感,他们时刻准备着“转向”。我敢说,没有几个诗人真正是出于热爱诗而去写诗,他们更多地是被诗歌这种“风尚”所吸引、感觉到写诗“有用”才去写,所以等到风向一转,诗变得不受社会关注了,他们也就弃之而去,该发财的发财,该当官的当官。90年代以后,社会生活的真正标尺是发财梦,是沦陷,是理想破灭,是物质狂热,是拜金主义盛行。诗人的内心或者被享乐主义吞噬,或者被虚无主义掏空。在这样的时代,诗人艰于喘息,难以自持,因为写诗的人常常比不写诗的人更奢望成功。
远:精神取向的诗歌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自足感,但以个人细节入诗的写法更能在瞬间抓住读者,这两种写法你觉得可以揉和为一体吗?从你个人来看,哪种诗歌的写法更接近于你所认为的诗歌本体?
树:诗歌写法千奇百怪。真正的诗人必定有他的精神取向。但我觉得精神取向是慢慢生长,慢慢成形,慢慢清晰起来的,它像任何一座伟大的城市,不是一天之内建成的。89年之前,我的诗情经常凭空飞翔,一下子就来了,一下子就被我抓住,一下子就被我写成了诗,那时候年轻气盛,生活囿于大学校园,但想象力充沛,精神气息集中,心灵仿佛被理想的大鹏驮着,日夜兼程,写起诗来,手起刀落般快捷利索。你所说的“自足感”,在我那里体现为一种饱满、满溢的感觉。那时我完全被自己的精神所充盈,除了写诗,别的什么也不能真正吸引我。94年我从非洲返回北京后,我的诗比以前容纳了更多的细节,这是一些极有意味的细节。细节的力量是决定性的,既考验语言的弹性,也要求精神气息渗入其中。细节须融入整体,叙事使抒情更隐晦,这种辩证关系我们必须领会。对我而言,重要的是选择,因为细节长在每个日子的身体上,像汗毛一样庞杂繁多,所以我专心于观察,观看,看见,从而辨认,识别,抓住。非洲的几年,对我的诗,尤其是对我的生存,意味着一种转折,或者说是为这个转折准备了条件。回国后,我的诗歌吸纳了更多被发现的、活泼有趣的细节,因此凸现了更直接的当下感,更综合的空间感。诗人常常感觉到崭新的诗歌愿望,也就是有所变化的愿望,这种愿望是植根于诗人的生活变化的。不改变生活,也就谈不上改变语言方式。应该说,是生活的力量在启示诗人。诗人总是渴望改变生活,但最终是生活把他们改变得面目全非。
远:可以这样说,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秘密营养系统,你的诗歌营养系统是什么?我想它肯定来自法国诗歌,可以具体地谈谈吗?那个系统反应到你的写作中来,你是否感受过“影响的焦虑”?
树:我的好奇心注定了我是个杂家,也注定了我的“诗歌营养系统”是驳杂的,多源头的。我有一颗过于强烈的好奇心,所以有时无意中走进桃花源,有时又会自找苦吃,自己让自己成了倒霉蛋。是好奇心带领我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生命营养物。在寻找的过程中,我更关注的是生命本身,而不是狭义的“诗歌写作”。与阅读诗歌类书籍相比,我读过的哲学类书籍肯定更多。可以肯定地说,我的“诗歌营养系统”并不是“特别地”就“来自法国诗歌”。与法语诗歌相比,俄语诗歌的“心血凝成”特质更能撼动我的内心,西班牙语诗歌的“明净悲怆”力量也更对我构成一种吸引,更不用说我至今仍然常常回头品嚼的中国古典诗歌了!后者才是我诗歌感受力的真正源头。阅读和生活之间的互渗,对我诗歌的影响可能更重大。在法国诗人中,我深入阅读的诗人,只有勒韦尔迪和夏尔。我出于热爱,翻译了他们的一些诗。说实话,我只是“听起来”会法语,因为我会“说”,实际上离真正“会”还差得远呢。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始终是汉语,它的某些语言特质正在生成之中。
远: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走上诗歌翻译这条路的?现在介入诗歌翻译的人特别多,你认为一个人只要外语水平过得去就能执笔翻译诗歌吗?
树:主要是出于对诗歌的热爱。当然,除了出于热爱,有时出于需要我也会翻译一些诗。以前,我的工作跟翻译诗歌无关,我就能完全凭着兴趣,喜爱谁就翻译谁。回想起来,我第一次翻译诗,还是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当时我选择法国诗人勒韦尔迪的诗来做毕业论文。没想到,我的论文题目在系里搁了好久,就是找不着指导老师。最后系主任找我谈话了,劝我另起炉灶,把论文题目改一改,并且“暗示”我,大学四年级的法语水平是远远不够读懂诗的,更何况是现代诗呢。我眼看就要被说服了,却又突然冒出一句:难道沈大力老师也不愿指导吗?系主任开始苦笑了,说沈大力老师是指导硕士论文的,他根本就不指导本科生。不过,看在我的倔劲儿上,系主任还是答应去问一问沈大力老师,因为我说如果他知道这件事并且也不愿意指导,那我就改题目。事情常在山穷水尽处出现转机。沈大力老师知道后,竟欣然允诺。可能爱诗的人,心还是相通的。沈大力老师翻译过不少“巴黎公社”革命诗人的诗。这篇毕业论文对我的意义是让我知道了该怎么去译介一位外国诗人。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我又陆续译了夏尔、阿尔托、雅姆、博纳富瓦和雅各泰的一些诗。进入外文所后,诗歌翻译成了我本职工作的一部分。
远:老一辈的翻译家似乎一生就盯住一两个作家来译,现在一个搞翻译的总好像可以去译好几个甚至上十个同语种作家的作品,你对这些译作是如何看待的?一个人可以去译那么多诗人作家的东西吗?
文章引用自:http://树才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