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路可走

                        树才   远人

远：可以谈谈你在国外的一些生活见闻吗？

树：在国外的生活见闻，值得谈的太多了。应该专门写一本书。我以后一定要动笔写这本书。这次只谈我对非洲人的舞蹈印象吧。我觉得每一个非洲人都是天生的舞者。非洲人的身材、灵性，好像就是为跳舞而生的。他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舞蹈：婴孩出生，他们跳舞，以示庆贺；有人病了，他们跳舞，用来驱魔；老人死了，他们也跳舞，送别灵魂。只要涉及生、老、病、死这些人生大事，非洲人就要聚到一起跳舞。他们正是通过舞蹈同神灵直接对话的。还有，非洲人看足球，从来不像我们那样坐着看，他们是跳着看，他们全体都是一边跳一边唱一边看，那气氛真是热烈极了，欢快极了，整个就是狂欢。有一次我在一个剧场看国家舞蹈团演出。各种舞蹈，还有稀奇古怪的各种乐器，都很精彩，但我没想到，专业演员演到一半，主持人便向观众席发出邀请：谁想上来表演一曲，有请！来不及冷场，嗖嗖嗖几个小伙和姑娘就跳上台去，和着达姆达姆鼓，跳将起来，鼓点疏，他们就慢扭，鼓点密，他们就疯抖……比专业演员还棒！我太喜欢看非洲朋友跳舞了，那些舞蹈都是有名儿的，什么“撒尿的狗”、“拧紧的屁股”，你一听就能觉出野性，带劲儿。单从舞蹈来看，我认为非洲人最懂欢乐，最善于淋漓尽致地表达内心欢乐，当然还有悲哀。

    说到悲哀，再没有比非洲大陆更灾难深重的大陆了！多少强国欺负过这个原始、本真、富饶的大陆！抓一把非洲的土，紧紧一握，这土里没准就能挤出血泪来！更悲惨的是，非洲大陆文化的根已被数百年之久的殖民统治活生生拔除。非洲各国的官方语言至今还是英语或法语，这一点足以说明一切，因为文化的根需要扎进语言的土壤。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非洲人是最懂欢乐的，也是最善于欢乐的。他们的欢乐是骨子里的，他们的欢乐出自天性。这就是穷欢乐，穷人的欢乐。我甚至相信，欢乐就是专属穷人的，因为穷人不害怕失去什么，他们一穷二白，确实也没什么可失去的，所以他们只要豁达、认命，在生存中就更容易发现欢乐。换一个角度讲，穷人才有真正的欢乐，因为他们吃苦耐劳，而剩给富人的，就只有享乐，因为他们拼命消费。这个世界为富人发明了多少不道德的享乐形式：从赌窟拉斯维加斯到太空旅游……

远：你目前离开了外交界，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你离开的吗？是为了诗歌吗？在你心目中，诗歌是否是你心中最重要的东西？它可以超越一切吗？

树：任满回国，这是最简单的原因。但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外交纪律太严格，外交活动的政治性太强，让我自由散漫的天性感到不舒服。倒不是单纯为了诗歌，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天性吧。一个人如果连天性都能牺牲掉，他还能写诗吗？小时候我没人管，自由散漫便逐渐渗入性情。长大了，我就受不了有人管，我也懒得去管人。我认为，对一个中国诗人而言，忠实于自己的个性是写诗的先决条件。否则你还能探索什么？还能反叛什么？可是在我们的文学现实里，诗歌好像始终必须臣服于某种与诗无关的力量。这是中国诗人的悲哀。所以说，在中国写诗，一个人必须不在乎一些什么，比如不在乎成功。说写诗是一种事业，那也是指必败的事业。我深信，让诗成为什么也不如让诗成为它自己更好：语言的创造力和精神的活泼泼！诗超越一切的时候，正是诗找回本体的时候。诗也许真的有“超越一切”的力量，有一次我给一位陷入绝望的诗人这样“壮胆”：你连诗都写了，还怕什么？后来，他果然从“绝望”处又挺身站起来了。

远：除了诗歌，你的生活现状是怎样的？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诗歌更吸引你的注意？你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主要谈诗歌吗？

树：我是2000年6月调入社科院外文所的。我现在的生活很“单调”：周二上班，其他时间居家。我的本职工作是研究二十世纪法国诗歌和诗学。但我从来都认为，诗歌不是供“研究”的，而是供“感受”的。而感受诗歌的最好方式就是写诗，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写诗上。确实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更吸引我的心智。这几年在诗上跟我交往最多的是莫非和车前子。我和莫非在一起时，我们总是以不谈诗歌的方式谈诗，因为以前在一起时，谈诗谈多了，谈伤了，现在只好换种谈法。车前子是我接触到的诗人中心性最自由的。他好玩，也好玩，一玩就想玩痛快，不玩痛快就磨蹭着不回家。他好像什么都懂，因为他什么都不怵。我怀疑他有点特异功能，娘胎里练就的。我们在一起时，除了谈诗歌，也谈书法，也谈美食，也谈天，也谈地，反正什么都谈，无拘无束，无所不谈。好朋友之间就应该这样：真诚、坦率。同深厚的诗歌友谊相比，那点虚妄的诗歌利益算什么！对诗而言，诗人应该羞于获得各种形式的实际利益。那些诗歌奖除了满足诗人的骄傲心和虚荣心，不会给诗歌本身带来任何益处。诗人欠诗歌的太多了，应该通过写出好诗，来偿还这份欠债，而不是让诗歌给予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