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路可走

树才   远人 

远人（以下简称远）：拉美文坛似乎有一个传统，诗人经常被自己那个国家任命为外交官；而就我所知，你是新时期以来第一个中国土壤上的诗人兼外交官，可以谈谈你是如何进入外交界的吗？

树才（以下简称树）：把诗人派到国外去做外交官，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诗人的民族意识强，加上他们有语言天赋，而谈判又需要灵感，让诗人去做外交官，他们能把民族文化个性中最优秀的部分带给其他民族。像克洛代尔、佩斯，他们是大诗人，也是外交家，都做过大使，法国文化因他们而更具吸引力和扩散力。拉美文坛则让人想到聂鲁达和帕斯。你说我“是新时期以来第一个中国土壤上的诗人兼外交官”，太夸张了吧！我觉得肯定不是。也许我从来就没有进入过外交界，或者说我是刚一进入就赶紧“退”出来了。1990年，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我正在等待“下放基层”一年，却被突然任命为中国驻塞内加尔使馆经参处随员。随员，在外交官中级别是最低的，我曾开玩笑地说：“随员就是跟屁虫的意思。”不过，也不要小看“随员”，现在的外交部长李肇星当年访问塞内加尔时曾跟我说起，他在非洲一个国家曾以“随员”级别当过一阵子“临时代办”。临时代办，就是大使不在的时候临时充任全权特命大使。所以说，我做“外交官”纯属偶然。也可以说我是在最不愿长驻国外的时候被派往国外的。整个过程，前因后果，说起来比较复杂……可能我自己也从来没闹清楚过……我看还是以后再说吧。做外交官，那已是过去的事了，我很少再去想它。

远：你的外交生涯主要是在哪些国家？

树：我只做过一任外交官，四年，谈不上什么“外交生涯”。外交生涯是职业外交官的事，我不是职业外交官，因为我没有把这一行干下去。干下去的话，随员、三秘、二秘、一秘，参赞，公使衔参赞，然后没准儿还会被任命为大使，那就是一种外交生涯了。我的性格导致我干什么都干不长，浅尝辄止，全凭兴趣。但妻子最不希望我干长的写诗的事，我倒是奇迹般干得挺长的，一直干到今天，而且看不出有撒手不干的意思。干“明白”了一个行业，我就想“逃走”，去试试别的。这是好奇心在作怪，不可救药。但我至今无法战胜它。我做外交官的那个国家叫塞内加尔。这是个西非国家，在非洲最西端，首都达喀尔就是最西端的那个突出点。很多中国人甚至没听说过这个国家，但在几年前巴黎举办的那届足球世锦赛上，塞内加尔队一上来就爆出冷门，把东道主法国队踢败。人们这才知道世上还有个塞内加尔。我记得那天有个朋友还专门打电话来问：“这个塞内加尔是不是就是你待过的那个塞内加尔？”写诗的朋友可能多少还是知道一点塞内加尔，因为大诗人桑戈尔当过这个国家的总统。别忘了，是诗人桑戈尔带领塞内加尔人民赢得了国家的独立。

远：你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诗人身份的？外交生活影响到你的诗歌创作吗？

树：诗人是一种身份吗？我不敢肯定。“职业诗人”在我看来是一种荒唐的称谓。做外交官时，我的身份很单纯，就是外交官，不是诗人。当然外交官可不是“很单纯”的人，他们脑子里的弯弯多着呢。使馆里的矛盾和争斗常常是很复杂的，好在隐而不发，但一发就不可收拾。依我看，“诗人”不是指一类人或一种职业，而是指一种品质，一种与语言的敏感性和创造性有关的一种能耐，所以作为“诗人”的诗人是可见的、具体的，而作为“品质”的诗人却是潜在的、生成的。在使馆里，人们慢慢也就知道我“写诗”。他们倒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性情随和，人缘不错。处理一些棘手事情时，人们甚至佩服我的某种灵活性。我是喜欢灵机一动、也常常在生活中灵机一动的人。我讨厌、痛恨那些僵死、教条的东西。我在使馆的四年过得相当不错，因为大使本人也喜爱文学。他对我的欣赏足以在大使馆这个小环境里构成一种保护。见面时，他经常笑称我为“诗人”，一种善意的调侃。外交生活是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我既然过着这种生活，那么它必然“影响到”我的诗歌创作。但“诗人”本身也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它更内在、更无形，因为它通过某种精神气质深深嵌入到那些可变化的“生活方式”内部。诗人既然是一种品质，它就必然内在于每一个具体的“诗人”。是诗人，不管他干什么，在哪里，他都能把诗歌的种籽携带在身体里面。如果一离开“诗坛”，一个诗人就消失了，那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