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塔耶娃：不要命的诗人（二）

成为一名诗人？在青春时代，多少年轻人曾萌生过这一浪漫而伟大的愿望！但命中注定，只有不幸中的不幸者（也是幸运中的幸运者），才能最终承担起这一命运。诗人何为？诗人写诗。但别忘了，写诗是伴随着生存并在生存中展开的，这就意味着，诗歌同时还是一种人生，一种命运。写诗这一行为只是把这种人生语言地落到实处。汗毛孔一样多的生存细节仍需日常地穿越。

依我最粗糙的分类法，这世上只有两类人：一类是诗人，另一类不是诗人；诗人中也只有两类人：一类是要命的，另一类是不要命的。茨维塔耶娃是一个不要命的诗人。“不要命”——因为她始终在“绝境”中挣扎。也只有挣扎，才使她有可能在绝境中窥见一丝光亮。确实，命运好像只对茨维塔耶娃微笑过仅有的几次：她幸福无忧的童年生活；她18岁时自费出版的诗集《黄昏纪念册》遭到几位前辈诗人一时的夸赞；1911年同艾伏隆的一见钟情；她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里尔克之间书信往来的精神之恋……剩下的，差不多就是灾难和不幸了。但正是这些灾难和不幸，反而突出了茨维塔耶娃的倔强个性。

她的诗作，没有一首不是源自她的生存遭际。在她身上，诗歌声音和诗人声音的奇异重合，像心灵之嘴和身体之嘴的二重唱，使她的歌声久久地回荡在天地之间。这是最强烈的心灵状态和最简略的语言创造的完美结合。而这种结合所抵达的，就不只是语言创造的高度，而更是灵魂直接喊出自己的高度。读懂茨维塔耶娃诗歌的人，顾不上去细究这句或那句诗的意象和用词（它们当然是精妙的，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强悍的震撼力！），因为这些诗句里活蹦乱跳着那么率直、那么深沉、那么忘我的一颗内心。

在整个“白银时代”诗人群的非凡合唱中，茨维塔耶娃的歌喉显得格外粗犷，激烈，大开大合，显得更加悲剧，高亢，不加压抑。她是那么彻底地把自己开放给诗歌这一伟大的自然力，以致最复杂的事件都在她的粗笔勾勒下凝缩为带破折号的短短几行。要说诗艺，这才配叫诗艺。这诗艺直接命中，毫无罗嗦：让能够说出的直接找到最简明的语言形式，让无法说出的谦卑地隐身于“破折号”的桥下。她是用大粗黑笔写诗的，而不是用细铅笔或圆珠笔。

对“白银时代”诗人群，最得我心的是曼德尔施塔姆，但最让我暗中惊叹的，还是茨维塔耶娃。这样的诗人类似于奇迹，有那么一个，整个时代的黑暗就被照得清清楚楚，因为这样的诗人本身就是人性之光，就是痛苦深渊。当然，在痛苦深渊的挣扎注定是无望的，只是，生命在挣扎中也烙下了不灭的血印。当这些血印在语言的允诺下，进入天空般无所不在的隐喻空间时，诗最终在神性层面得以超越自身，并像古老的箴言一样代代相传。

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对我们当下的汉语诗界，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我们伟大悠久的古典诗歌是讲求含蓄和意境之美的，常常止于山水的空灵之境和对纷繁人世的虚无认知，其实，中国诗人在淡泊中也不乏灰心，超逸时更常露破绽，而茨维塔耶娃身上那种自由独立的人格，那股忠于个性的勇气，尤其是，她心灵的浩阔和血性的饱满，也许会给我们逐年趋于苍白、越来越迷恋技术之美的现代汉诗提供一种有力的参照。

血的殷红，爱，痛苦，心灵的非凡品质，总是诗所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