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得势一族”的历史学家，现在我们渐渐明白，社会生活的哪些事实范围是他所最感兴趣的。他通过自己的小说，描写知识分子在脱离人民、脱离根基方面的精神生活。最吸引他注意的，是他们从传统的民族文化中独立，并衰落的那段时期。从这一观点看，他从一开始起，就已经对具体的现实不感兴趣。“日常现象”——在任何社会群体生活中所具有的一般固定的风俗特点，——在他面前已丧失了实际意义。相反，这儿的日常现象，或许是“虚幻的”，因为它刚好遮盖了组成俄罗斯社会精神发展暂时内核的“独立”、“分裂”过程。为了评述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习俗的日常性——其状况几乎是臆想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异常兴奋地注意着他们，如何“以喜不自禁的心情，疏远开种种完美类事物，挤到杂乱无序、嫉妒虚荣的一大堆人中去”；如何逐渐摆脱文化传统的束缚，就像开明意识从历史造成的所有生活“偏见”中挣脱出来一样。所有权威一个接着一个被推倒，最终剩下我和自己独自一人，宣布自己为唯一的主宰，以便于下次，由于没有其它可推倒的客体而推倒自己。

   然而，所有这些混乱只是躁动在内部，社会生活的外部表现当然比较有序：这就是生活，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节奏，但一般说来总是无法重复性、固定性地定型到现实中去。更何况，俄罗斯人的生活在国家行政机关的庇护下，被结实的绳索所捆绑住，于是“潜藏现实”所发生的一切，只能通过个别的事例来评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收集了这些事例，尽力以它们为依据，介绍那些多半是破坏力很大的过程，这些过程流动在知识分子社会深处、覆盖在日常生活之下。他揣测着，有时过度夸张些，但很少出错地根据这些片断资料，借助于绝妙的辩证法，再现摆脱了个人文化传统的明亮生活图景，并把它描述得很独特——从具体的生活画面中，有意识地抽象出来。

   尽管是这样一种初始的创作主题，个性——鲜活个性的艺术描绘，仍然要按完全特殊的标准来架构，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这种情况下的形象描绘主要成分，与在生活常态下描绘“完美”类型人物有所不同：感情和意志的意识目的性由另一种关键成分所决定。

   这个成分，这个能决定被描述人物特性的成分是什么？同样，我们重又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那里寻找到，对这一问题十分明确的回答。

我们来看一下，他对列夫.托尔斯泰的阐述:“他几乎属于我国的贵族阶层，或确切说，在我国历史上，截至到‘教育’时期（指注重文学作品教育目的的时期——译者注）文化层的伯爵历史学家…在这位‘贵族伯爵历史学家’身上，我最喜欢的是这样一个完美形象…我和你寻找着…在他刻画的人物中…他是贵族灵魂的心理学家…某种牢不可破、无可辩驳的东西已经奠定了这位俄罗斯高层人士的基础。我们可见，每个个体都会有自己的虚弱处，也会是很可笑，但他活过了两个世纪的整体很坚实，追溯其根源，还要更早。因此，不管是现实主义、现实情况、可笑的、喜剧性的，都会产生悲剧性和动人心弦的效果；不管在何处、自身感觉是好是坏，托尔斯泰作品已经经受过了考验、确立了形式；已经积累了规则、已经有了某种荣誉和责任”*。

    因此，“完美典型”因“经受过考验和确立了形式”而变得坚实。并在这一“牢不可破、无可辩驳的东西”中寻找他艺术形象的成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师在构架人物性格时，不强调生活背景或“经历”是不行的：纯艺术的手法几乎是不可能。

但描述“得势家族人物”的情况则完全两样。显而易见的是，在这样状况下，故事和生活不可能产生积极的中心人物，只能在某个其它范围内去寻找。有趣的是，关于这一话题，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处能找到十分清楚和确切的指示。

    他在报纸上读到一则关于12、3岁男孩因课后留校被罚而自杀的报道后，把它与《少年时代》中一个著名情节进行比较，写道：“这种情况是有的…它简直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一道特殊风景线。托尔斯泰伯爵笔下的男孩脸上挂着难受的眼泪，发自内心地感动，幻想着：他们会进来，找到已经死去的他，开始疼爱他，惋惜并谴责自己。他甚至会幻想去自杀，尽管不过只是幻想。历史造成的贵族家庭的严酷制度，现在竟在12岁的孩子身上得到反映，他不会去幻想，报纸上的他——怎么想，就怎么做”*。

这儿的“怎么想，就怎么做”是作为特定时期流行的全新动力因素，在脱离文化根基的意识中，思想、幻想、观念会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样的意识中，萌生出许多奇思妙想。这里的意识，很好理解：“独立出来、离群索居，人人都会产生属于自己个人的、新的、闻所未闻的东西；人人都会先不去顾及一般共有的思想情感，而是从自己个人的思想情感出发去思考。每个人都想从起点开始，毫不怜惜地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单独行动，以此自慰”**。

     这些臆想出来的“思想”；这些理想、“幻想”和“小心愿”怵目惊心地控制着个体。所有“牢固的、无可辩驳”的因素、一切“坚实的、经受过考验的形式”都会渐渐软化、散失。在这样一个无组织的紊乱环境里，尖锐、固定的思想很容易一统天下。这类思想已经不会遇到来自被传统神圣化的“规则”、“责任和荣誉”的阻挡。以前，人们总是羞于进行针对“规则”、“责任和荣誉”的批评，现在没有为这类思想的内在发展，——主要是——由普通的想法，转变为“思想”，即能决定意志动机的标准，设置任何界限。得势一族的代表人物最终服从的是自己的思想。“思想突然像巨石般落到了我国人民的头上，把我们砸成了两半，——我们被压在下面抽搐，无力解脱。有些人同意忍受压迫地活着，而另一些人不答应，并毁了自己…”***。

     艺术构建人物性格特征的新因素，就此出现了：基本因素是指，能震撼个体头脑、能激发个体想象力的中心思想。个人个性特征由这些因素决定，个人个性特征根据这些因素来定位。我们先来粗略浏览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从拉斯科尔尼科夫（甚至更早些）起最主要的一些角色，就能对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深信不疑。他描绘的，来自得势家族的不幸角色总是——“思想着的人”。“思想包围着他、控制着他，但又有这样的特性：思想与其说是统治着他脑袋，不如说是反映到他脑袋里，当思想转化为现实时，他们总是忧心忡忡、怀揣不安，一旦落实到生活中，总会要求尽快兑现”（29）。这是给斯塔夫罗金下的评语，它同样适用于拉斯科尔尼科夫和他的另一半：斯维德里盖洛夫、适用于少年、基里洛夫、韦尔霍文斯基和“想得发狂”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以及他的兄弟们——遵守教规的阿辽莎、叛教者伊凡以及所有其他的，甚至次要角色。当然，他们之中还能发现大量这一类型其他层次的形象，主要取决于思想的意义和它影响的大小。我们可以列举类似于伊凡.卡拉马佐夫这类真实的悲剧人物和走上大街的“书呆子”、“思想奴隶”（30）等小人物，不管什么人，所有人的想法，——好的，或者差的，——都一定会“表现出来，转换为现实”。

    如果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测是正确的，情况或许就是这样。脱离人民的“特殊性”，导致那些具有“得势一族”特征的知识分子，产生危险又可怕的毛病。其原因，我们应该从他们过分迷恋西方去寻找。俄罗斯人千方百计尽力接受西欧教育，因此而脱离了自身的本土文化。遗憾的是，没有产生任何西方培育出来的，“无可辩驳、牢不可破”的因素；没有任何坚实的，“经受过考验的形式”；没有任何被传统神圣化了的规则、准则可供理解，他们也无力吸收。所有这一切，——都是历史性文化生活的传统和习俗，——无论如何都无法转化：它们形成着，并在不断的文化创造中经受考验，其中个人个性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重复并反映着整体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它们在模仿过程中，吸纳的主要是教育体系；思想意识领域中，文化的世界观感受等方面。

    被模仿的主要核心内容，形成了一大堆思想和抽象化了的原则。最后归结为一个国际化的三段论。它是僵化在局限性推论中的想法，很容易被领悟中的意识所掌握。

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致就是这样勾画他主要人物的精神起源。从一方面看，脱离本土根基，因此自身基础摇晃不稳，无助地背叛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思想的本身，——又很自信，它的强有力，不仅在于有着自身逻辑发展，铁一般的连续性，而且还有西方起源的权威性，——转换成理想，独特的“强力思想”。不牢靠的意识对蓬勃发展的这一思想来说，是最有利的媒介物：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可以不受任何阻拦，单枪匹马地打破传统规范和准则，目的在于强横地占领这块阵地，承担起它们的功能，并成为自己个性的全权主人。

    当然，对思想来说，不能不受制约地使自己负担除了过多权力外，同时还有义务。思想由于常常要被迫去完成日常生活意识中不相干的任务，很容易会分散、萎缩，变得低俗；由于缺少经受过考验的形式和传统规范，常常听任微不足道的经验去判断，就像现实的包厢往往会根据强求的狭窄尺寸而截小一样，思想常常受到伤害。各种各样拉赫美托夫式的心理矛盾：对甜橙进行深沉思考；从吃完鸡蛋想到类似的原则。俄罗斯知识分子不久前还十分喜欢思考，——这是思想受到贬损、扭曲和低俗化的明显例子。但所有这些属于控制上的阴暗面，经受住了它在顽固文化传统禁锢下艰难向前时，不可思议的转换。这种思想与其它一些思想组合，并没有影响它在空虚分散的意识中蓬勃发展。思想从这个意义上看，存储在去除了传统遗产的个体头脑中，的确会结出意想不到的果实和产生完整的，在“完美典型”思想家中看不到的辩证体系。

                                             Ⅳ

    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强力思想对意识的控制，——这一特点对“得势一族”代表人物的精神生活格外有针对性。他正是在这一特点中，寻找结构中心和主要成分，用来描述脱离根基的知识分子。他们既与他同时代，又是他小说的主要登场人物。这样一个出发点指明了，在艺术阐述自己受感触的当今现实时，任务十分特殊。

    为了构架由作者本人思想发展基本特征所决定了的艺术形象性格，首先要确定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是如何影响人意识的形成；为了描述完整的社会各阶层生活图景，其中应该阐明受置于思想控制的个别代表人物；应该阐明这一思想在自身的社会存在中是如何发展，具有怎样的形式。

    思想生命的问题，对给自己提出这样任务的艺术家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不知不觉地正是习惯于在这一方面去观察个别人和整个社会的生活，对他自己来说，也是悄无声息地渐渐成了思想的“歌手”，成了个人和社会意识中，世俗生活的“史料专家”。他关注着思想在进入脱离意识的文化传统，这一优越环境后，是如何渐渐发展的。它有时会具有怎样另类的形式，如何与其它思想相互融合，如何影响感情、情绪和意志倾向。他注意着思想如何让意识变形和残缺。思想会使意识变得空虚，按照自身形成的内在规律发展，不去忍受任何固定不变陈规陋习的约束，一直发展到底，直到最后出现极端结论，变为实际准则。随后，思想会立即在自身内部矛盾中，在自身内部激发的意志、情感悲剧冲突中变得混乱一片。他甚至在思想软弱无力被瓦解时，在思想走向自我否定，走向细腻的自我嘲讽，直到最后，在被它歪曲、被它耗尽的意识中消失时，都没忘记思想，并专注于迎合意识的消亡。

     对于这样的大师来说，思想不是某种抽象的逻辑公式，而几乎是某种居住在人意识中的活物，——这种活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很好支配，并在无休止肯定自我上，显得很刚性，拼命要让一切非理性的精神生活服从于自己。久远的文化驯服、约束了思想。这种文化将思想和非理性建立起的价值观相对立。大师很容易在摆脱了传统的意识中，变得狂野，由此渐渐成为极端危险的精神生活残暴的刽子手。

     我们正该如此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在他的想象看来，思想就是人所拥有的，能独自转变整个精神面貌的，某种“智慧和意志力所赋予的奇妙特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谈到“强有力”思想是如何压迫在人们身上，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践踏着、摧残着他们，思想如何在社会上游荡着、走上大街，漂泊在心灵与心灵间。“思想在半空中飞翔，——他说，——却肯定有自己的规律；思想按规律存在并传播着，我们实在难以捕捉；思想有传染性。你们知否，在共同的生活环境中，另一种思想，另一种唯有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修养者才能感到的担心或忧虑，会突然传递给几乎是缺少文化，无论何时何地都不闻不问的粗俗人群中去，用自己的影响去感染他们的心灵”（31）。在“我们这一幻想社会” 中，观察这些有特色的思想生命，关注它们的传播、猜测它们的未来命运，——是他的一部分主要任务。正是因为思想在社会意识中，这种看不见的形成，对已存在着的文化传统致命影响，在知识分子空虚心灵中所向无敌的发展，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真实现实和生活常事相对照后的“潜藏现实”。在这一按历史惯性法则保存下来的日常现实背后，他看见了由西方传入的大量思想，它们犹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在动荡不定的知识分子意识中，为自己的蓬勃发展和获胜找到了良好的根基。他认为，在这方面应该寻求揭开俄罗斯社会生活今天和未来方案中所有古怪谜团的答案。他贪婪地注意着，从生活最阴暗底处传来的不清晰言语声，敏锐观察着每一个浮出生活表层，新奇怪诞的事实（情景），竭力按着这一方向去理解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

     他把自称的“理想主义”和——“他们的现实主义”相对立，现在看来渐渐变得可以理解了。他们的，建立在日常现象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浮浅地漂浮在表面，而他以自己的理想主义潜入发生中事件的最实质处，表现社会运动的内部动因。社会公众形象在很多方面有其偶然性。我们在它背后会发现另一种，由逐渐形成的思想，通过不间断、破坏性很大的作用所形成的——隐秘面容。这些思想慢慢腐蚀着传统文化的大厦：它还矗立着，但已经脱离了完整漂亮的状态。个别不成形的碎块怀着急不可耐的喜悦心情，朝下坠落，裂缝已经爬上砖墙，可怕的轰鸣和沙沙声正打破周围相安无事，体面的安宁，穿透精美的建筑装饰传出不祥的信号，生活已经开始惶惶不安、战战兢兢，而不合时宜的思想就这么慢慢爬上来、爬上来，登上了阁楼，潜进了前庭。彼得大帝在未曾耕耘过的俄罗斯人意识中的播种，收获惨淡。

表述幻想中的俄罗斯社会思想发展的这一进程，证明它们在自身形成的不同阶段具有怎样的特点；由它们注定了怎样的社会运动趋势和形式，——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既需要杂志类的、哲学评论性的文章，又需要艺术性的创作。在那些为报纸新闻和杂志议论构思的文章中，他透彻了解了日常现象的真正现实内涵，而——在小说中,——所表现的潜藏现实，是在一系列千奇百怪的形象和诗意化结构中，寻找艺术反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个体和社会意识中描述思想的生命，因为他把思想视为知识社会的确定因素，但我们不该理解为，他似乎在写含有思想的小说，写带有倾向性的故事。他只不过是有倾向性的艺术家，相对于诗人，他更像是哲学家。他写的不是饱含思想的小说、不是合乎18世纪胃口的哲学小说，而是关于思想的小说。他将“思想”当成他的客体，就像奇遇、趣闻、心理类事件、生活的或历史的场面，能作为其他小说家的主要对象一样。他创造了纯属特殊类别的小说，并将其提高到了非凡的高度，与先锋主义的、感伤主义的，心理或历史的小说相对立，也许可以称作思想意识的*。他的作品在这一意义上，尽管具备他素有的争辩性，但客观上，并不亚于其他语言艺术大家的作品。其实，他也的确是这样的艺术家，在自己的小说中，首先会提出和解决纯艺术上的诸多问题，只是他的素材很有特色；他的主人公是思想。

何况，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哲学的综合思考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艺术创作需求所制约的。他的思考很少去指向求证某个被吸引的论题，他不会在自己的宗教哲学理论中去证明自己的思想，但在很多场合下却会去展现、演示思想形成后的所有后果。在这方面他提出的主要问题很典型：“整个一生，有意、无意，始终都在困惑着他的主要问题——上帝是否存在”（32）。这是因为，可以从已存的资料中判断，从神学上尝试证实上帝的存在，很少引起他的兴趣。他有另一套方法：撷取人所具有的上帝思想这一意识，来证明有哪些意识类型的自我确立；各种不同程度的信仰具有哪些特点。他将怀疑主义者的意识与这类意识相比较，并观察其所有变化过程，直到完全自我否定为止。

   他似乎是这样说：你们看，实证论社会的思想在意识中将产生怎样的变化，是如何使意识变形并加以改造。伦理学决定论的思想——欣赏一下它的结果吧：不就是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灵魂发生的情况吗？这一切——不是我所杜撰、我所幻想的，——因为我是现实主义者艺术家，但现实本身是真实的，素来有之，不是那些浮在传统现实主义流派表面的代表人物，借口日常现象，所描绘的外部的、不切实际的现实。为此，他时时处处很少关注思想的逻辑理由和根据，——他只是证实，思想在自己的辩证法中是如何影响各种类型意识的形成，作为实践的准则，它将导向何处。

   对待思想的这种分析态度，正是艺术家的特点。他痛苦，不是因为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产生在他眼前，作为鲜活意识中活生生力量的思想幽灵。思想的这种现实面貌，同样能强烈震慑所能接触到的任何形式的感觉。它时而把艺术家吸引过来，时而把他推开，唤起他心中一会儿是仇恨和憎恶，一会儿又是极度的感慨和惊叹。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的一位艺术家。有感于对当前现实的忧愁，他的目光排斥过去。他在当今现实中能洞察的（33），只是些萍水相逢的人。他们潜藏的基础，促成了西方思想源源不断地传入，且自成一体地确立。当这样的思想生命犹如真实的现实被观察到时，天才的艺术家时而会惊愕、愤恨，时而会兴奋、感动。

    总之，他的小说体系形成俄罗斯知识分子独特的艺术“精神现象学”。他无与伦比的巨著涵盖着知识分子意识的基本类型，描绘了他们内在规律逐步进化的宏伟场面，而为了描绘被他们所确立意识中的思想发展状况，需要的不仅是具备肉眼观察和心理分析的能力，还要具备得心应手的辩证法运用水平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