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西方审视东方

22岁时，他写了第一部家族史式的小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帕慕克在小说人物的刻画中，融入了他自己的性格；在探讨家族三个世代的发展史时，对伊斯坦布尔的古迹修复问题提出看法，直抒己见，颇有托马斯·曼精神。他呼吁必须认真对待修复还是保全古迹的问题。当代人一味注重修复被毁坏遗址的做法，其实是在创造缺损人文内涵的所谓新古迹，一钱不值。作品刊出后，反响平平。金钱、名誉，什么也没获得。30岁时，他用古典风格写成家庭韵文故事《寂静的房屋》。该书从5个当事人的角度描述家庭成员赴金角湾海边，访问老祖母的经历，反映土耳其濒临内战时的现实状况，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受到不少读者喜欢。年售出量最初只有2000册，而后，节节攀升，第三年猛增到近4万册，引起西方普遍关注。

他和妻子、女儿至今仍住在1952年出生时的尼尚塔什街区。每天早晨，他送女儿去幼儿园，再用20分钟时间，步行去自己的办公室写作、接电话、回复信件、将手稿交给助手打印。晚上，他总是准时和家人一起用餐……当作品出版时，他常常会接受对方国家的邀请，前去参加书展、出席推介会。回国后，一切再又重新开始……除了写作，他没有从事过其它任何职业。1985-1988年，他妻子在哥伦比

帕幕克在思考                   亚大学完 成博士论文期间，该校同时给他也发了访学邀请。他在那儿边教土耳其语，边创作《黑书》。

这部小说的大部分完成于美国。他意外发现，在纽约、在西方，同样也能很好审视东方的一切，丝毫不亚于在伊斯坦布尔。换一个地方，甚至更有利于客观思考问题。但他从来没因此而打算迁居国外。他在书中写道：“我的想象力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属于这座城市，因为它造就了今天的我。”帕幕克在美国写《黑书》时，常常把自己想象成乔伊斯。当年，乔伊斯不也身居的里雅斯特，写着家乡的“都柏林人”吗？这与他在异国他乡的心境、状态颇有几分相似。事实上，他的《黑书》在结构安排、人物描述上，也的确与乔伊斯的作品风格十分接近。

1990年《黑书》的出版，给他赢来了不小的国际声望，人们将作品誉为20世纪西方文学世界的一项新发明，称他为“土耳其的艾柯”。小说主人公加里普为寻找离他而去的妻子，奔跑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在寻找过程中，每个细节都有新的色彩图案编织进这座真正的奇异之城内，会让人不由想起《一千零一夜》的眼花缭乱和五色缤纷。

他在书中，将拜占庭、奥斯曼共和国等各时期的历史融为一体，进行大叙述，还特别注意从奥斯曼的历史中寻找惊险刺激的故事情节，穿插于文本中，增加阅读趣味。奥斯曼，像通常帝国一样，是由多民族构成。在伊斯坦布尔曾居住过希腊人、土耳其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他描述这段历史，并非从阶级观点，而是从历史视角入手，破解至今被隐藏着的文化秘密，表明他的文化主张。他把自己看成是来自伊斯兰教文化的作家，但伊斯兰教只是他文化内涵的一部分。他不属于任何教派，作品不带任何宗教目的。《黑书》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假冒侦探小说，具有较强的自传性和政治色彩。它告诉我们，伊斯坦布尔处处包藏着神秘故事，时时面临着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威胁。书中一再提到土耳其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在土耳其，政府一向很少宣传这段史实。土耳其人只想把自己看成是本分老实的土耳其人，不想被人视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人。部分当地的民族主义者甚至完全否认“帝国时期”的存在。他用《黑书》里一个个精彩的伊斯坦布尔故事，狠狠揭示了这段世人容易漠视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