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规曹随
——读通鉴札记之三十一

李钟琴

萧何死，曹参继任相国，日夜但饮醇酒，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之制。惠帝责之，曹参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参又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帝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战乱初平，百废待兴。删繁就简，休养生息，固为治国之良策也。而若以能不及高帝萧何，则事事因循，固步自封，吾未知其可也。若后世皆以此为言，道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则因循守旧成风，社会停滞不前，即俗语所谓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也。

且萧何之规制，果既尽善矣又尽美乎？吾亦未知其可也。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吕后称制元年，除“三族罪”、“妖言令”；文帝即位，复除“收帑诸相坐令”；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盖“挟书律”者，秦时李斯制定之“民间有私藏《诗》、《书》、百家书籍者族诛”之严酷法令也。“三族罪”、“妖言令”之类，亦皆草菅人命之野蛮律令也，萧何为相十余载竟不除之，曹参尚言其“法令既明”，不亦惑乎！

曹参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壹。”何也？古人有言：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汉承秦末大乱，人心思治，虽乏善政，而犹优于战乱也。唐太宗尝谓诸臣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征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此言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