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箭穿身时弄小巧死有余智

 

吴起在官场上，可谓三起三落。

 

他被鲁穆公拜为将军，是其初起；

 

在鲁国击败齐军之后，有功无赏，反被辞退，是其一落；

 

他得魏文侯重用，任西河守，是其二起；

 

被魏武侯罢黜，是其二落；

 

逃到楚国后，被楚悼王任为相国，是其三起；

 

楚悼王死后，他立即被贵族们追杀，身中乱箭而死，是其三落。

 

吴起至此，为他的人生划上了句号。

 

他一到楚国，便被楚王任命为相国。可惜好景不长，才历一年，便到了被人追杀的境地。

 

在最后时刻，吴起想到了一个让杀害他的人为他偿命的办法。

 

当他跑进楚王的寝宫之时，已身中数箭。他见楚王的遗体尚在床上，便一下子扑到遗体上。

 

他知道，按照楚国的法律，以刀剑弓矢戮及楚王身体者是要灭族的。他扒在楚王遗体上，那些作乱者或许不敢上来杀他。

 

即使他们不顾一切上来杀他，肯定会伤及楚王的遗体。而谁若伤及王体，将面临灭族之祸。这样，吴起虽死，楚王的儿子也会将叛乱者灭族，从而间接为他报仇。

 

叛乱者不仅恨吴起，也恨吴起的靠山楚王熊疑。他们见吴起扑到熊疑的遗体上，并不因此而手软，纷纷向吴起射箭。

 

吴起大叫：“我死不足惜，但你们衔恨于王，戮及王尸，大逆不道，岂能逃楚国之法哉！”

 

喊归喊，乱箭仍毫不留情地飞来。

 

刹那间，吴起被乱箭穿身，楚王的遗体也成了刺猬。

 

吴起死了，应了曾子说他“不得令终”的预言。

 

吴起享年，大约在六十岁左右。他为名利奔波了一生，终于在晚年实现了年轻时对其母的誓言，成了“卿相”。不过，吴起虽然成了“卿相”，却没有机会衣锦还乡，而是迅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新任楚王熊臧并没有因为吴起已死面原谅他，下令将吴起的尸体肢解以平“官”愤。

 

司马迁没记吴起被肢解之事。此事见于先秦诸子的某些零星记载。如《韩非子·和氏第十三》：“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韩非子·问田第四十二》：“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淮南子》则说吴起被车裂。如《主术训》说：“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而争万乘之君，此其所以车裂、支解也。”《缪称训》云：“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吴起刻削而车裂。”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便有一段关于“德才”的著名论断：“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无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照此推论，吴起才胜于德，应该归为“小人”之列了。

 

然而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吴起虽然年轻时有斑斑劣迹，但他在进入中年以后，除了为争名夺位说了几句蠢话外，好象还没有多少罪恶。

 

人无完人。吴起为了名利不择手段，当然为正直的人们所不齿。但由此说吴起是个“小人”，似乎证据还不那么充分。

 

人都是有私心的。有时，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在人漫长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事，也会做很多事，君子难保不会没有一两次小人行径，小人也不会一无可取之处。也许正因为这样，才构成了社会的丰富多采，才使历史瑰奇多姿。

 

无论如何，吴起是一代兵学奇才，死非其所，令人慨叹。

 

几天后，楚王熊疑的儿子熊臧在一片凄凉肃杀的氛围下即位了，是为楚肃王。死去的楚王熊疑尸体被戮，这对一个国君来说，是极惨之事，可哀可悼，因此被谥为楚悼王。

 

为楚悼王发完丧，楚肃王将吴起的尸体肢解后，便开始肃清那些射中其父亲尸体的人。

 

经过抓捕、审讯，查明向楚悼王尸体射箭的有七十多人，按照楚国法律，这七十多人被灭族。

 

当然，楚肃王诛杀这七十多家，并非是为了给吴起报仇。但客观上，的确是为吴起报了仇。所以，后世有人称赞吴起“死有余智”。

 

而吴起不能保全其身，下场悲惨，终属不智。死后这点余智，有何益哉？ 

 

一部兵书使吴起与孙子齐名

 

吴起在魏国任西河守期间，完成了他的军事著作《吴子》。这是在我国古代与《孙子兵法》齐名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

 

据《汉书·艺文志》载，《吴子》有四十八篇。而现存《吴子》仅六篇。有人以此认为现存的《吴子》系后人伪造。

 

但是，《隋书》、《唐志》、《通志略》等典籍均记载《吴子》只有一卷，并无“四十八篇”之说。所以清朝的学者们就以相传《孙子兵法》有八十二篇为例，说明吴起所作《吴子》不一定就是四十八篇。现存《吴子》六篇，很可能是因为吴起原书有所散佚，后人整理成了六篇。说不是吴起所作，尚没发现确凿证据。

 

《四库全书总目》论《吴子》云：“起杀妻求将、啮臂盟母，其行事殊不足道。然尝受学于曾子，耳濡目染，终有典型。故持论颇不诡于正。如对魏武侯则曰‘在德不在险’；论制国治军则曰‘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论为将之道则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大抵皆尚有先王节制之遗。”

 

《吴子》分“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系统地阐述了战争中的主要问题，见解不凡，曾经长期与《孙子兵法》合刊成《孙吴兵法》行世，为历代兵家所重。

 

在“图国篇”中，吴起论述了治国、治军、兴兵、亲民、用贤等问题。他分析了战争的起源：“凡兵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认为发动战争，要师出有名，其名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他进一步解释说：“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食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指出只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他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吴起并不是一个战争狂，他反对用战争手段解决一切问题。认为对待战争要持慎重态度。他说：“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而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在“料敌篇”中，吴起告诫魏武侯要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他说：“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并分析了齐、秦、楚、燕等国的特点，指出“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即知己知彼，避实击虚，才能百战不殆。

 

在“治兵篇”中，吴起着重讨论了进军、作战、训练、编组、指挥等问题， 认为治军法令要明、赏罚要信，“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在“论将篇”中，吴起论述了将帅对战事的重要作用，认为“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其权，则不劳而功举。”

 

在“应变篇”中，吴起重点阐述了在各种条件下的应变作战原则，并举例说明之。

 

在“励士篇”中，吴起指出论功行赏对激励战士奋勇作战的重要性。

 

吴起的军事思想，与孙子的思想有着某些共同之处。可以说，吴起受了孙武军事思想的影响，他的著作，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补充。这也难怪人们习惯于“孙吴”并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