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很多关于父亲的文字,但凡是写农村老父亲的，都让我无一例外地想到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个地道的老农民。敦厚、木讷，属于三杠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人物。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连续地说过三句话，他的语言就象毛巾里的水，拧一把才会嘀嗒几下。父亲的沉默一如一口幽深的古井，深不见底。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说过的所有的话，大概累计不过一百句。记得我上大学放寒暑假回家时，他就一句“你回来了?”儿子是怎样接传的，他全然不顾，好象谁规定了他只能对他久不谋面的儿子只能说这一句话。假期结束时，假如他在家，我也就一句“父，我走了”,中间再没有语言的你来我往。即便小时侯过度的淘气，他也不象其他的父亲长篇大论地呵斥，充其量就粗声粗气的一句乡骂“狗日的太不听话了”，便再没了下文。
      所以,他的沉默寡言，大山一样阻隔了我们对他的了解。我们几个做儿女的似乎从来都没有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小时侯，这种沉默对我来说是一种绝对的威严，面对他不苟言笑的刻板，我们弟兄姊妹几个也很少与他有面对面的交流。他对我们做儿女的是非，很少有直观的评价。所以，他的沉默，对我们的习惯性行为，无疑又成了一种纵容。直到现在我已花甲老人了，但仍然没有他对于我们成长中“应该”和“不应该”的记忆，他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就是勤劳和忠厚、勤扒苦做，哪怕是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也是做的远大于说的。他当过十年的生产队长，那个时候他身在“庙堂”，是很需要运用语言这种组织协调工具来运筹帷幄的，可是他也是在要农民出工的时候，站在巷子口干吼一声“开去了哦-----”，之后就自顾自地扛着家伙下地了。
       一个纯粹的农民，的确不需要用娴熟的语言技巧表达并不复杂的思想，但他因为木衲和沉默,也暗尝了不少苦头。“四清”运动那当口，怕是他一生中与政治联系最紧的时候。他的朋友送过他一袋日本产的尿素，有人硬要说他是偷的，非要他做出符合当时政治逻辑的交代。频繁的提审，通宵达旦的盘问，父亲就是金口不开。一个纯文盲要在不同的时间段里的不断地重复中，不出现任何细节上的差异，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只好在那个做笔录的记工员面前长时间的枯坐着。他勾着腰，双肘撑在膝盖上，一任“大公鸡”的烟卷燃烧着他的沉默，不管“书记员”如何引诱性的提醒,他的牙关都没有松动的痕迹。由于没有口供，这桩事就成了“悬案”。那时的我少不更事，既不知道当时的沉默是一种智慧、一种狡诈，也不知道那个夜晚，父亲作为被批斗的对象，站在煤油灯的光晕中的那种沉默既是人性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悲哀.
       后来我有了些许出息，做过民办教师，作过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后来上大学以及现在偶尔“衣锦还乡”，也没见过他一改沉默而张扬起来。有人夸奖他养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他也只是双眼一眯，露出难得的一笑，从兜里掏出一包儿子给他的“玉溪”或者“红塔山”，一支一支地往外派。他自己舍不得抽，在乡亲们扎堆的时候，掏出烟卷盒，翻来覆去地看，不知是眼疾找不到拆封线，还是在刻意公告品牌。派烟的那份得意，既显示亲情，似乎也在显示着自己与众不同的“尊贵”。
       对他的沉默，我曾有过微词，以为父亲太冷漠。我们小时侯获得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大都来自于母亲对我们的打骂中，来自于母亲对某一事件朴素而直观的评价中，而父亲总是静观其成。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在他的语言里和表情里，体味过他对我们快乐和苦恼的关注，也不曾有过对我们成长的提醒。直到我结婚成家后，才在与父亲的几次遭遇中，感悟出他的沉默中曾经隐忍着一个父亲的牺牲，甚至痛苦.
       那是二妹要出阁了，母亲把父亲差到我这里来借五百块钱，回家给妹妹办嫁妆。我不知道缘由，强问父亲的来头。
    “就来看看你们。”
      再没有一句话，一口气风卷残云地干掉了一碗面条。
      第二天，他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后来我回家过春节，才知道父亲回家后，母亲问他为什么空手而归。父亲说，“看他们那样子,借了钱,金明不会好过的”
      我知道这话的含义，他们知道我前妻对金钱的态度和我在家里的地位，区区五百，,对我当时的小家庭和夫妻关系，借或者借不到，父亲用沉默掩盖了诸多的尴尬和痛楚.
      我过完春节回来后，看到父亲坐的那把凳子，就想到父亲窝坐在那里闷吃面条的样子，就想到他那句话:“就来看看你们”，就想到父亲的无奈、酸楚和做儿子的窝囊。
      两年后,父亲生病，我把他接到襄阳来 ，媳妇把他安顿好后就出差了，不料第三天病情加重，在医院的后半夜，他的神智近乎模糊，两腿已经不能自主地运动，看到他强撑着想迈开双腿，却又无发动弹，我突然觉得父亲的生命之树正在急速的枯萎。我试图检验他的生命力:“父,把手伸过来,把我的手捏住!”
      他使劲地握着我的手，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脸上泛着孩子般的笑容，皱纹波浪一样地往四周散开。
      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的与父亲亲近过，也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亲与人这样嬉戏过。父亲问我：“我有劲吧?”
    “有！有！有劲！”
      其实，我特别难受，眼泪哗啦哗啦地往下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和笑容啊，看似专注和灿烂，其实里面空空如也，找不到亲情，找不到一点可以支持父子交流的智慧的火星。父亲的笑容无疑是一种无意识的病态了，看似灿然，其实，就是一朵枯萎的花朵。
      父亲一辈子没吃过药，更没进过医院，一个健康的生命就这样终结了么？
      他似乎突然清醒了，收回手，又开始要他被我脱下的裤子。我把裤子递给他，他在腰带里反复地搜寻着什么，我意识到他在寻找存放在腰带里的钱。
      “父，钱在里面,不会丢的。”
       他拉开腰带后面的拉练，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钱把你!”
       我的眼泪再一次地轰然而下。父亲似乎意识到他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突然自我谴责起来：为什么不早一点送到医院来?他这一走，我到哪里去寻找为他送终的遗像?我不仅没有给他过一个生日，在护士问我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出生，我都茫然不知，他是很看重这种孝敬方式的呀!

      入院之前，他在家里逗留的几天里，特别留意电视里关于肝胆疾病的讲座，我知道他在默默地对应自己。他偶尔嘣出一句“我不怕死”，实际他特别惧怕死亡、拒绝死亡。那时夫人出差了，我特别无助，我的所有对疾病的解释，所有对他的劝慰，都显得苍白无力。无论我怎样安慰，他都以沉默来对待，用沉默来隐藏他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抗争。
       其实，那几天是他特痛苦的时候，尽管我们说了许多对待疾病的态度，但他对自己的身体有着固有的判断，他本不想就这样告别我们，却又担心花我们的钱，所以死活不去医院。
      他在疾病与死亡的夹缝中挣扎着!他眷念那方滋养他的故土，他想叶落归根，只有故乡的热土才能让他的灵魂得以安息。他闭着眼睛对我说：“送我回去吧？”我没同意，也不敢同意，我不忍看见我的老父亲终老在回家的路途中。他靠在沙发上，没有坚持，但他的内心必然是深深的失望。他的表情特别恐怖，我的所有的语言，在他的脸上都找不到丝毫的回应。那时，我都有些怨恨他的固执，怨恨他不理解我们的一片苦心.
      我呆立在客厅的中央，无可奈何地看着他。突然，两行老泪象虫子一样，在他的脸上向下爬行着。我心头一热，我的父亲的泪，他的儿子是从来不曾见过的啊!
      我几乎是跪在他的面前:“父，你听我的话好吗?我送你去医院!”
      他未置可否，颤巍巍地到洗手间解大便。我在为他擦洗时，他的眼泪掉在我的手背上，没有一点温度，很凉很凉。他的眼泪是在感激本不该感激的责任，还是伤心生命的青灯行将熬尽最后一滴油?
      病因找到后，父亲治疗恢复得很理想。我夫人搀扶他在病房的走廊里走路。我夫人对他说:“父，你这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 
      父亲转过头，眯着一双小眼睛，似笑非笑地迅速回应道：“还不是享的你们的福!”
      在我的记忆里，向来语言不流畅、沉默得几近死板的父亲，从来没有这样敏捷过 。
      前年的今天，父亲走了。他走的那天晚上，我连夜从外地赶回家，他躺在“床榻”上，我跪在“床”前，双手握住他的右手：“父，我回来了！”父亲没有回应我，只有间或几句“我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