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郎口：将课改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李炳亭

 因改而声名日隆的杜郎口，每天都门庭若市。

尤其每个周的周一和周五两天，前来参观学习的都要在1500人左右。

一所区区800名学生，50几名教师的学校，每天都要经历从早晨到晚上的“人满为患”，光是中午的吃饭就着实让人头疼不已，把报告厅改成了临时的餐厅，全校教师手忙脚乱一起上，可还是照顾不过来。来杜郎口最多的学校是52次，河南一位校长来了21次。

杜郎口业已成为中国最具“魅力”的学校。

全变了，他没变

2006年3月，本报以《杜郎口中学的非典型教改》拉开了杜郎口课改报道的序幕，截至目前，本报累计对杜郎口的报道篇幅约25个整版，其中集中报道就有三次。

与三年半之前第一次报道时相比，今天的杜郎口早变了模样。

农村中学特有的“土气味儿”没了，满院子的姹紫嫣红、绿意盎然。平房变成了楼房，曾经漫天黄沙的操场变成了塑胶运动场；教师们以前上下班骑自行车，现在基本都换成了汽车；孩子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图书馆、实验楼、新餐厅，告别了由旧教室改建的又冷又潮的集体宿舍，搬进了8人一间面积达25个平方的宿舍楼；教室里有了多媒体、图书角，有了统一的校服，学生们有了自己的乐队、合唱队……

凡是城里该有的，杜郎口都有了，而城里没有的，杜郎口却独有，比如课改带来的那份荣耀和幸福，就生动地写在每一个杜郎口人的脸庞上，渗透在他们的话语中，流溢在他们的眸子里，飘荡在杜郎口的空气中。

校长崔其升的手机每天都热得发烫，全是邀他本人或者教师前去讲学的请求。他“嗔怪”本报记者说，都是《中国教师报》给“惹”的。

在本报报道之前，崔校长每年要听1000节课，每天工作时间都超过15、6个小时。

现在的他仍坚持听课，他记挂着课堂。可为了能多听一些，他学会了“抢时间”。他出外讲座时，每每都是讲完就走，披星戴月往回赶，常常进校凌晨三四点钟了，就干脆不回家了，踅进办公室里，胡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到点了没事人一样去听课。

他听课常常是一听就是一上午，浑身虚汗直冒。硬撑着回到办公室，仍要马上就课堂问题召集开会。可一坐下就起不来了。他的妻子高俊英对此特别有经验，赶忙给他喝水，咕咕咚咚连灌了三大碗，他还想喝， 高老师说啥也不给了，眼泪就一个劲地在眼眶里转。他一直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三年之前，专门去北京的大医院，装了个高科技的“糖尿泵”在腰里，可一年之后“高科技”就不太管用了，仍然需要每天注射两支胰岛素。张代英副校长说：累的，因为校长是一直在拿“命”干事。

去年10月份，张校长在全体教师中间搞了一次“我比崔校长差多少”活动。忆起崔校长平时工作和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感人事例，很多教师都感动心疼得哭了。刘桂喜老师说，崔校长就是我的精神榜样，是我不苟且、不偷懒的动力。

刘桂喜老师的话代表了所有杜郎口人的心声。崔其升成为杜郎口的魂儿，成为杜郎口的精神图腾。

“崔其升”三个字，很好的诠释了杜郎口成功的关键，也诠释了“校长”这个词语的真正意义。

            快乐“一点论”

在当今中国的教育界，“杜郎口”是作为“课改符号”而备受推崇的。

杜郎口之所以成为中国课改的“G点”和高地，其巨大的价值在于：用“行动研究”解读和诠释了新课改理念，并牢牢抓住“课堂”这一关键，找到了撬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支点”。

“入木三分找差距，精益求精谋发展”，杜郎口一直在改。崔其升说，我们每天都在接受来自全国各地同行们的“检阅”，停不下了，想“偷懒”都难。杜郎口“将课改进行到底”，不是为了追名逐利，甚至害怕被别人超越，而是源于对课堂教学终极价值的追求：教育即解放，教师即开发，学生即创造，教室即成长。

随着杜郎口课改经验的日臻完善，如今的杜郎口追求的不再仅仅是课堂效益的“高效”，而是在高效学习中如何让学生体验“乐学”，学得轻松，学得有意义。让学生在课堂上“找到归宿”。崔校长说，“学习即是生命和生活”，把课堂的“快乐”迁移到课下，由此弥漫开，这就是杜郎口的秘密。

现在杜郎口评课的分值差别很大。从“零分”到“百分”，教师得分的“偶然性”也很大。评课分为两部分，前一个“五十分”就看一条，“学生是否快乐”，后一个“五十分”才是知识。即便是让学生学会了，假如缺少“快乐”，仍然有可能是“零分课堂”，因为前一个“五十分”是后一个的基础。只有先“过关”前一个，才有资格被评。“评价是武器”，这是杜郎口在成功经验所在。

“快乐论”成为引导教师转变教学行为的指挥棒，快乐成为课堂教学的“主旋律”。因为评价要素中最根本部分的改变，杜郎口的评课标准也相应发生了大的改变。

在杜郎口的课堂上，没有“教学进度”这个词，他们眼里只有教学目标。杜郎口十分重视“学情”，崔校长说，学情是一切课堂决策的依据和出发点。在他们的课堂上，一旦学生遇到了问题，这个时候教师就会“把问题无限放大”，这叫“无限化解读”，要求学生要揪住“问题”，四处出击，左顾右盼，上挂下联。一个问题可以上好几节课，也有可能原本教学计划中的几个课时一节课完成，一切教学的核心是“生成学生的学习能力”，这个道理通俗地说就像“磨刀”与“砍柴”的关系，学生的学习能力强了，“进度”自然就快了，水到渠成，这是“加速度”关系。

“无限放大”会让学生“融入”，融入就会“着迷”，就能找到“快乐”的感觉，想一想，讲一讲，议一议，写一写，练一练，学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养成性格，形成人格”。当然，学生的“快乐”还要来自于自我展示和“自由表达”，“把话语权还给学生”，在杜郎口的课堂上，学生发言不需要教师“授权”，学生可以自由表达不同的意见，因而，课堂的活跃程度是超出想象的，其“狂欢”正是来自于学生间、小组间的质疑对抗，人人争当最好的自己，“自主”成为每个人的学习和生活方式，“团队”则又为集体荣誉和学生间的协作提供了可能性。

           学科模式成“新亮点”

杜郎口是靠“模式”出名的，为什么要注重模式？崔校长说，传统课堂是教师的“爬楼梯比赛”，比的是谁的“脚力好”，高效课堂就是尽可能限制教师的“个体影响”，“用电梯”来提升质量和高度，这个“电梯”就是模式。模式是用来规范教师的“课堂行为”、发挥学生的能动性的，他还说，模式就是效益，模式就是生产力！

模式当然不等于“模式化”。崔校长说，防止模式僵化是杜郎口当今面对的又一个挑战。如今，杜郎口早已走出“一般模式”，而进入到对“学科模式”的探索中了。

杜郎口的学科教学具有三个特点，即学科特点、教师专业化特点、不同个体的学生特点。比如前文谈到的徐立峰老师，他现在基本采用的是“单元教学”模式，一本教材，只用20天就上完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组织学生开展“大阅读”和“大写作”。教数学的徐利老师也有自己的数学单元教学模式，近年春天，他和另几位老师受邀去香港“献艺”，引发了香港教育界的杜郎口热。

在如今的杜郎口课堂上，一节课甚至根本看不到老师在“讲”。徐立峰老师任教语文课，他有时候一节课只说“四句话”。相信学生、发动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兵教兵、兵教官、兵强兵、兵练兵，就连考试也都由学生出题、改卷、讲评。在杜郎口，教师成了学生学习的真正推手，成了学生的“同学”。

 “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欢！”是杜郎口课堂真实的写作。

为了满足全国各地兄弟学校对杜郎口经验日益增长的学习欲求，杜郎口和本报联合，开办了“课堂驾校”教师课堂教学培训服务，截至目前，累计受训人数已达万人。同时，由本报牵头，杜郎口联合山东另两所课改名校兖州一中、昌乐二中组成课改“共同体”核心学校，带动了全国15个省30余所课改学校的加盟。“课改聚义，搂抱发展，相互借道，共同成长”，目前，“共同体”课改如火如荼，其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波助澜作用。

今年年初，茌平县委县政府连续下发两个文件，要求全县各学校必须采用“杜郎口模式”组织教学，并把杜郎口列为“全县教师选拔和培训基地”，杜郎口成为茌平教育的“黄埔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