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发轫于媒体的教改实验

——我的手记

本报记者 李炳亭

作为《中国教师报》培养起来的记者，我常常告诉自己，我要把对这份媒体的感情倾注给今天的中国教育，可我能做些什么？现实的教育又需要我实实在在做些什么事情？

长期在一线采访，与校长 和老师们交流，我越来越发现他们的困惑，其实不是来自对新课改的怀疑，恰恰相反，他们非常拥护新课改理念。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各式各样的新课改培训一直在各地如火如荼，却并没能根本上解决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操作层面上的困扰。一线教育在课堂教学上缺乏具体的途径和方法的指导，由此导致新课改的推进遇到了“瓶颈”。另一方面，我常随着校长们去教室听课，发现传统课堂老师们讲得实在太多了，有些老师甚至腰里别着扩音器嗓子都讲哑了，然而学生却并不买账，专心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课堂效益浪费惊人。怎样找到其中的症结，并探讨一条解决之道？我的忧患在于，假如不能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新课改甚至有“倾覆”的危险。我多么渴望能适时找出一个课改“典型”，来验证和推进新课改，并诠释出新课改蓬勃的生命力？！

初始崔其升

和崔其升的相识纯属偶然。2005年秋天，我和几个校长一起闲聊，第一次听人提及杜郎口，说到杜郎口如何如何的“反叛”，说到那里的孩子如何如何会学习云云。出于职业的敏感，我决定去杜郎口来一次暗访。

因为别的工作的耽搁，等我去杜郎口的时候已是隆冬。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开着车问了好几次路，才找到藏在乡间田野里的杜郎口。

没有人陪同，我随便去教室里听课。这里的门都敞开着，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高喊着。如果事先不了解，你根本想象不到这也叫课堂。四圈全是黑板，黑板上满是板书，没有讲台，课堂呈田字形摆放，学生一会聚在这面黑板前，一会又如潮水般，呼啦啦涌到另一面黑板前。看不到老师，发言的全是学生。孩子们尽管衣着破旧，但他们张扬着的激情感染着我。

“看”了几节课，我怀着按捺不住的激动，径直去了校长办公室，可惜校长不在，据说听课去了，这里的人告诉我校长就干一件事——听课，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的校长一年要听1000节课！

等了很久，校长才腋下夹着个听课本，气呼呼嘟囔着“再讲，我非用毛巾把嘴给堵上”，一脸严肃地进来。这个人叫崔其升。中年，朴素，威严，声音洪亮。

和我在一起聊天的，还有崔校长的妻子高俊英。崔校长话不大，他的普通话很“普通”，方言浓重。他热情但不俗套，感觉他是个实在人，话语朴实却睿智。我们聊得很开心。从他俩的叙述里，我大概知道了他的经历，茌平县师范毕业，放配在杜郎口镇教办，当过会计、然后是联合校副校长。后来，杜郎口中学眼看办不下去了，乱得连正常教学秩序都没有，升学率低得惊人，老百姓不满意，编排着讽刺他们是培养河工的摇篮。

县里准备在撤并前，最后找到他试试。他不推辞，是因为心里压根就不服，他说，难道凭什么杜郎口就搞不好？高老师苦口婆心地劝他别去，见说服不了，只得搬出公公婆婆来阻止他，可他是个认死理的人，决定了就不再反悔，发誓非要整个明白。他一上任就出重拳肃整校纪，同时一头扎进课堂里听课。听了一个月，他震惊了。他召开全体教师大会，当场宣布实施课改。课改先向教师的“讲”开刀——0+45。

他说所谓“0+45”，就是教师在课堂上一句话也不准讲。有老师有异议，问他，我们讲学生还不会，不讲岂不更不会？他大声说，你们在课堂上讲的是什么，简直是“胡说八道”，正因为讲得太多，才占用了学生的学习时间，剥夺了学生学习的权利。必须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让老师管住自己的嘴！不让老师讲了，他说这是“矫枉过正”，是逼出来的。课改之后，他一天到晚一间间教室的转，看见谁还在讲，他恨不得一个箭步上去，掏出毛巾把讲者的嘴堵上。他还说，只要有一个学生会，老师就请闭嘴。

高老师告诉我，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一天要注射两支胰岛素。可他依然是个工作狂，一顿饭绝对不超过5分钟。他还曾经公开承诺，找三个工作量最大的人，把工作量加起来，如果能超过他，那他就算是不合格的校长。

    教育界刮起了杜郎口“旋风”

   我抑制着内心的冲动，开始了在杜郎口的采访。

   看课、座谈、再看课、再座谈。我渐渐明白，杜郎口的课改就是围绕着“自主、合作、探究”展开的。而这一切，当我知道杜郎口早在十一年前就开始的时候，更是钦佩不已。

   为什么课改？因为传统课堂效益太低。

   他们改革的思路和脉络是这样的：崔校长想，要提高课堂效益，只有两条路，要么老师讲得好，能把学生讲会，要么就剩下了一条，那就是自己学会。可他发现老师是无法把“所有学生”都讲会的，看似两条路，其实就一条——学进来、并且学会。

   怎样让学生学进来并且学会？先开放课堂，把课堂时空还给学生，解放学生才能让学生“动”起来。动起来才能“活”起来，活起来才能效果“好”起来。

   于是，杜郎口教师乱了，课堂反了，老师也不管了。课堂上，想找到一个不学习的学生，很难！

   可“动”围绕什么动？崔校长说，预习目标是抓手。他要求“闭嘴”的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预习目标的制定上。然后，以小组为单位，承担不同的学习任务。“预习”是杜郎口课堂上的第一环节。预习不充分的课不准上！

   第二个环节叫“展示”。预习结束后，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必须“说、写”，这个环节一般要占到30分钟。预习是为了展示，没有预习就不会有精彩的展示。要求“人人展示、个个精彩”。

    最后一个环节叫“反馈”。教师要对预习和展示过程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归纳和总结提升。

   在杜郎口的课改三环节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学习过程始终凸显出“学生主体”，兵将兵、官教兵、兵教官、课堂上氤氲着学习的快乐。

由“预习、展示、反馈”三个环节构成的杜郎口“10+35”教学模式，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它是新课改理念下的，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颠覆性”模式，它同样具有着可复制性。

它不正是一线教育最迫切需要的“途径和方法”吗？

   我预感到杜郎口这个典型假如推出来，一定会有爆炸性。

   于是，当即向刘社长和王琰同志汇报。要求报社派人协助我采访。说起来，还有个小插曲，想必我那时因激动语无伦次，而王琰又偏偏是个严谨的人，事后她曾经和我开玩笑说，我是真的对你那时的话表示怀疑。这样茅卫东就赶到了杜郎口。我本来是想请报社批准2个版面的，没想到王琰竟决定一次性用4个版重点推这个典型。其实，我之所以说出这个小插曲，是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为什么《中国教师报》只短短不到6年的报龄，竟能异军突起成为深有影响的专业大报，这一切都得益于一直一来的团队协作精神。

   《杜郎口的非典型教改》一文于06年3月12日刊发出来后，出乎我预料的是，迅速在全国刮起了一场关于杜郎口的旋风，甚至连嗅觉灵敏的出版社都闻风而动，山东文艺出版社找到我，希望我能在最短时间内写作一本书，这样我又用了15天时间，写完了那本《杜郎口旋风》。

   后来，《中国教师报》又“二访”乃至“三访”杜郎口。尤其是“二访”，竟破天荒第一次作了8个版面。“中央级”媒体如此大篇幅报道一所乡村学校的课改，这在中国新闻史上可能算作首创。

杜郎口炙手可热，成为中国教育的一大风景。每天来自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从“一访”时的1、200来人，到5、600人，然后猛增到1000来人。影响力从国内波及到了国外。

   人们这样评价杜郎口“解决到了当代教育的深层问题，是原创性、时代性、实践性，扎根本土教育的典型，其不仅完全符合而且诠释和拓展了新课改理念”

   杜郎口一夜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