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不喜欢谈概念的人，就像我从事教育新闻报道，却至今不知道什么是教育学一样，因为我一直固执地以为，假如连我都弄懂了，那岂不是对专家们太不敬了，假如我连概念都懂了，那简直是不人道到不让专家喘气了，不夺专家饭碗是准则．

　　　借用刘良华先生的话说，我更喜欢于在自己的研究和行动中，让概念生发出它的意义。但我毕竟从事着“新闻”，被人称为记者，而且是名记者，什么是名记者，有名字的记者就叫名记者，我对很多所谓名记者也有看法，比如有些社会媒体，习惯并且喜欢把恶俗当成媒体特色，每天瞪大铅球一样的眼珠子，满大街寻找谁家的狗生了双胞胎，谁家的媳妇一夜间长出了比思念还长的白胡须，并且乐此不疲地跟踪报道．

　　　哈哈，或许媒体振振有词，以所谓“读者需要就是媒体的职责”为借口，殊不知，媒体最大的功能不应该是迎合，而首先应该是引导。所谓关注“民生”，浅薄地理解为百姓家长里短和衣食住行，我的意思是媒体并非不能做这些，而应该是更多的关注百姓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状态。但遗憾地是，我们太多的媒体缺乏品位，一副长舌头的农村大嫂模样，这样的媒体培养的所谓名记者，不提也罢。

　　　好像我是挺歪把子机枪，见谁一阵子狂扫。这样说也对，因为我觉得一个记者，首先应该是敢于表达自己的批评。批评不是横加指责，更不是戴着袖箍的“卫道夫”，批评要基于某种事实，从“人性”的角度，而不是所谓道德和政治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在今天的中国，《南方周末》是最好的媒体，黄健翔在凤凰的《天天运动会》抨击了举国奥运战略是侵蚀和伤害了二、三线运动员利益的“杀人战略”。

　　　现在，我更多的对教育的批评，是针对“非人性”进行的。

　　　其实，教育人很不容易，选择教育就是选择挨骂。努力做个不让自己骂自己的老师是标准，我批评教育，一是城市教育对共同资源的霸占，一是不思进取、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般地托大和排斥乡村、排斥乡村教育经验。我认为中国乡村教育不振兴，中国就没有真正的民族振兴。

　　　或许我是农村长大的，我对农民和农村教育有着天然的感情，我见不得谁欺负民工，他们是我的兄弟，也叫不得那些上了年纪的要饭的，她们是我的婶娘。我还见不得对农民不怀好意的批评，我总觉得我们要怀着慈悲和感情宽容并且谅解他们的无知，假如他们不无知，还有今天官员的为非作歹吗？三农问题，我的长篇，解放农民就得从教育抓起，不做怀着奴性的顺民。

　　　可中国几乎倾国家和地方之力，打造的城市教育，事实却遗憾地呈现为城市教育的不可救药，一个堕落的事实是：教育的家教，教师的生活描写：无主题生活。特级教师的毒瘤现象。

　　　假如我仅仅停留在批评的层面上，那我大有被人指控为“流氓”的可能，想当年我在教育在线上，以“李不骑马”为名，抡一柄大刀，杀得“野云四合，血流成河”，这八个字是描写当年楚汉大战的场面。但冷静下来，我发现我有一个很大的短板，那就是我整天批评教育，那我得告诉大家怎样做教育或者什么样的才是好教育。

　　于是，我开始踏破铁鞋，机遇真的来了，要不我说自己的上帝的“把兄弟”呢，关键时刻他帮了我，天上掉下个杜郎口。

　　我开始狂热地和杜郎口恋爱。

　　　杜郎口给了我们什么启发？“六无”与“巧妇难为”；“零作业”与“100%升学率”；“催其提升”与“教师评价”，语文老师可以上数学课吗？应试教育不要升学率吗？素质教育最主要的素质是什么？凸显出城市教育的“羞处”，没有出息地拿“素质教育”为失败遮羞。

　　　所以，记者还应该是个满腔激情的人，说句实在的，我特别怕老，某个早晨我发现了两根白发，我呆若木鸡，似乎有世界末日一般的，那场男人的灭顶之灾。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极品男人：第一就是激情，没潮涨潮落的海叫死海，没激情的人生叫猪狗不如，人来这一遭，咱得多点经历，98闯荡海南，我唯一的感悟是：男人要有雄心，没有什么失败，打败自己的唯有自己！或许对你们来说，未来会经历很多，但要以另一种豁达，坚信“没什么大不了的”，看护好心这盆炭火，激情就不会熄灭！当然除了激情，男人还要有才华，还要懂得珍惜，还要大气。我认为，男人没才华和女人不美丽一样不可饶恕，当然这观点偏颇，那真要是没才华、不美丽也得活着，许三多不是活得很好吗，一个典型的“明明是个强人，却天生一副熊样”！男人还得大气，我最烦那些斤斤计较、扭扭捏捏、狡诈虚伪衣冠楚楚的男人，比太监还可恶，见了领导“腰半蹲”、见了下级“脸浮肿”、见了百姓唱高调、见了女人眼迷离……人得有“格”！

　　当然女孩子另当别论，我前段从昆明飞济南，背后三个女人，一路唧唧喳喳，让人厌恶，却浑然不觉，我并非男权主义者，最近摩罗有篇文章谈到所谓“女权”是男人专门为女性深挖的陷阱，男女平等，女人都去挣钱吧，以此解脱男人的责任。其实，这个社会女人比男人可靠，更何况，任何一个好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但坏男人背后有一群女性，反正我不好也不坏。不如马博士，十年背后就一个人，一个稀世珍品呀。但这样的男人容易让女人绝望，我指的是其他女人。

　　记者的满腔激情应该投入到事业里去，几年来，我先后写作了几本书，平时采访，我从不听校长白活，进课堂。我基本上是个工作狂，夜里赶路。当然我偶尔也会累，就“写文学”。

　　我要讲的是记者还要有个性！我所谓的个性不是性情或性格意义上的，我是指记者要有自己的追求，对事业的追求就是最大的个性，事业的发展就是最大的尊严。我们不迷信任何专家和学说，我们要敢于去实现自己的追求。

　　记者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比如关于“教师专业化发展”与“教学质量”的争论；关于“开放”与“高效”的争论；关于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什么以及素质教育的突破口是什么的争论。

　　　汲取了以前光讲道理而无法说服对方的教训，我再一次埋头做自己的实验，目前我兼任着几个县区的教育顾问，除此，我在手把手做我的“共同体”，现在已发展为八所学校，我提出这样的理念：打造“共同体”利益。

　　　创办“共同体”杂志，我的具体计划是让每一个成员走好三步路：第一步是利用一年时间，成为地区课堂师范校，第二步成绩领跑当地，第三步那就是由我出马，打造成全国名校；我还提出学习杜郎口要“照搬照抄”，因为“课堂拉链”的教训就在眼前，中国80%的教师不会也不习惯于思考，不具备批判资格，凡是你让他扬弃，他会“哈姆雷特”。另一，我们的传统课堂是“一桶水”与“一杯水”，很遗憾教师背着“空桶”胡说八道，混惯了自然拒绝学习别人，因为学习需要付出，学习需要革命，正因此我把课改叫“课变”，像“兵变”“政变”一样，不从这样的高度上认识，课改就像当年康、梁维新，失败的一定的！

　　杜郎口之于中国教育的意义好比“放大脚”和“剪辫子”，大家想一想，当年的中国人是多么贪恋着脑袋后面的猪尾巴，你就知道推广杜郎口有多么难！但正是因为难，才生发了我存在的意义，我的人生理念是“让中国教育因为有我而改变”！有人提醒我，你这样注定会是一场悲剧，我不屑一顾，什么喜剧悲剧，许三多老师说人生是追求的“有意义”，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教育怪胎，我难道不举起一把叫“杜郎口”的手术刀才是喜剧吗？那么，我唯一要追求的是不让中国教育的悲剧变成我个人的喜剧！不做“革命家”就做“烈士”，反正不做猪和太监。

　　　我不仅在致力于打造我的“共同体”，我还建了我的“道场”，每周一期，举办我的“驾校”，至今一年多，培养了一大批流泪的教育。

　　　记者还要善于把真相告诉大家。黄冈采访，《第三只眼睛看黄冈》，弄清事实真相。

记者还要很深的专业造诣。我懂得一线教育是什么，需要什么？向阳小学的创新教育例子。

　　　我对大家从业的建议：

第一，   与其去社会媒体混日子，不如去专业媒体求发展；

第二，   不管去什么媒体，都要乐于经历很多的人生考验，要记住里尔克那句话：成功意味着什么，挺住就是一切！

第三，   不做个碌碌无为的人，更不做贱民和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