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踪采访昌乐二中五年,我见证了她几乎每一 点的成长。

       作为 长期在一线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不独因为我和她的深厚感情而欣喜于她的每一点进步，说  实在的，以“突破”作为书 名，是基于抒发我对昌乐二中油然的敬重，我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词汇来概括这些年他们取得的教育成就。

      但使用这样一个题目，则完全不是为吸引眼球而特意制造的噱头，客观地讲，昌乐 二中的 办学实践与探索，却又具有巨大的新闻效应。无论是透过“‘县中’看昌乐 二中”，还是“透过昌乐 二 中 看‘县中’”，其蕴涵的教育价值和意义， 对于那些还在刀兵相加或者口沫飞溅，一味纠葛和徘徊于“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门内门外的学校和教育个体，都应该具有醍醐灌顶的警醒价值，“学校就该这样 做！”

      陶行知先生在《第一流的教育家》里的 一段话，使用在 这里再恰当不过，先生这样说：“敢探未发明 的新 理，既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既是开辟精神。”

      先生还深情款款地说：放大胆量，单身匹马，大刀阔斧，做边疆教育的先锋，把那边疆的门户，一扇一扇都给它打开，这是 何等的气魄！

     昌乐二只的“突破”，首先 是她基于她的“突围”。当然“县中”不是陶公所指的“边疆”，更不是曾被人千夫所指的教育“怪胎”。但无论是哪一类哪 一别的中学，面对的其实都是同 一个命题！正如程 本海先生在1926年寄予徽州的学校所 说的：徽州从今以后只有活学校，没有死学校。我们还要进一步要求活的学校去共同造一个活的徽州。

     不独是昌乐 二 中，中国 的教育都需要“突围”。肖川博士在《警惕人类学意义的退化》一文中写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 有6位华裔科学家获得 了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他们是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但 他们都与1949年的以来中国内地的教育没有关系。这是一个 事实。 肖川 说，这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 是我们中国人的天赋是世界一流的，这 不是虚假的民族自信心，这个结论在90年代以来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在人类学上都得到证实；二是说明194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教育存在非常 严峻的问题！

   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教育的“失败”，那 我们就 必须去直面“失败”，甚至总结“失败”。

     肖川 说，失败的 最大原因恐怕是我们不 鼓励人们的自由思考、独立探索，忽视了理性精神，特别是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的培养，忽视了对学生独特性、自主性和 自信心的培养，忽视了对受教育者哲学气质的熏陶。

      这难道仅是“县中”应该承担的责任？！

     所以，中国的教育应该摈弃所有 的狭隘和成见、权威和偏见，直面我们的集体过失，团结起来，去寻找答案，“给我一个支点！”中国教育应该这样呐喊；“给我一双慧眼”，中国教育应该有自己的发现和烛见；“给我宽广的胸怀”，中国教育应该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给我能飞翔 的灵魂”，中国教育需要冲破阴翳、刺破天空，化作腾龙一样的闪电和奇异的虹桥，“给我更多的童贞”，中国教育需要我们呵护和母 爱一样的大度！

  “教育 的真谛是发展！”当昌乐二中从“应试教育”的 泥沼里爬上岸头，不是高扬着手臂独自庆幸欢呼，更 不是忙着清洗或者用文化的“外衣”遮掩 着“泥巴”，争抢着出风头邀功，而是痛心疾首地反省并且反思那 段曾经的旅程，于一 失一得间，脚下豁然而开的是一 条通往“明天” 的坦途。

  “办让明天满意 的活教育，办让学生满意的真教育！”昌乐二中如是诠释他们的教育。

  还是借用陶公的话，“教育界有这种魄力的人，也不愧受我们 的崇拜！”

   昌乐二中奉行的是"活"的教育!

   相对于那些"僵死"的教育,从这层意义上说“突破”，还会有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