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教育媒体的记者，我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必须满含激情，要不然我无法点燃我的读者。

　　可话说回来，假如我惯常于被人“驭用”，请注意我的词汇，我指的是“驾驭”的“驭”，而却不能保持我的客观和独立，那么仅靠文字“忽悠”，那样的所谓点燃必然是虚张声势，一个善于制造教育假象，而舍弃新闻真实的写作者，则不单单是职业态度，而是做人的良知出问题了。

　　因而，我的写作总有个习惯，先是要点燃自己，做一个率真的人是我的文字目标，而不一定是我做人的目标。在这样一个充斥着虚伪和世俗狡黠的社会里，我不能够做一个纯粹的“文人”，正如我一直拒绝做一个文人一样，时代似乎也在拒绝着我，这样的拒绝是否刻意，相信我和时代，都不愿意点破彼此相处的尴尬，通过极力掩饰去维持一种苍白的平衡，至少在我现在算是明智之举。

　　但我一直痴迷于文字，文字是我的城堡，当然也是我的职业，当我躲藏进我的“城堡”里时，我要求我的文字比床单还要净洁，这近乎是种苛求，好在我不是什么作家，我有资格要求我自己，就像我有权选择我床单的颜色；但作为“职业”的文字，则有了某些“旅馆”的成分，无形中我会失去一些颜色、权利或者兴致，好在我学会了沉默，不是说沉默是种无言的抵抗吗？当然，有些无言是因为贫乏，而我的无言是因为无奈，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却只能说给自己，这时候我没有读者，我所有的读者是我自己。那么从这层意义上讲，我的有些文字，是把心掰碎了，就着夜晚，沾着疼痛写出来的，即便有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充满了力量，毕竟，有些夜晚，我浑身乏力。

　　早过了愤世嫉俗的年龄，却不改秉性，不是不改，是改不了，憋着不说又怕自己会成为气球，那“爆破”是迟早的结果，与其横竖如此，不如干脆做个真我。

　　乐观些讲，我还是蛮幸运的。

　　遇见“杜郎口”是我的“艳福”，我和杜郎口恋爱，那本匆促而就的《杜郎口旋风》是我的孩子，我喜欢她，是因为我首先喜欢杜郎口。她给我带来的不仅是良好的声誉，说实在的，我并不看重那些虚名，她满足我的，是我一个40岁老男人的梦想追求，她让我的心静下来，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从内心说，杜郎口不仅拯救了我，也拯救了我深深热爱着的中国教育。

　　坦白地讲，我思考教育或许比花在思考人生的时间还多，在我看来，杜郎口创造的不是什么奇迹，而是一种“反正”和回归，抑或是“返正”和归回，当然也可叫“颠覆”，独不能叫做“改革”，改革更多的是“修补”，而颠覆是推倒之后的重建，其意义有着本质的差别，颠覆一词，叫起来快意！

　　我这样判断和评价绝不是源于我的个人情绪或者和杜郎口的“私情”，其实，我至今和崔其升也没跨越过道义的门槛。一直极力鼓吹杜郎口，是当作我职业的本分，凡对教育有思考的人，谁不知道中国教育独不缺乏的是理论，缺乏的是经验和实际操作！当我们无数次咆哮着“学生是主体”的时候，谁亲口告诉过你方法吗？是不是唯有杜郎口大声地、具体地告诉了我们。

　　撇下杜郎口，转移话题，我要说一说向阳小学和韩珍德。

　　粗略算起来，我和韩珍德校长相识，至少有5个年头。出于职业本身的敏锐，我知道向阳的“经营”，其价值对于中国现阶段教育意味着什么，从这点来说，向阳的教育新闻价值，一点不会比杜郎口少！因为对于广大中国学校，恐怕大家最缺的就是一个阿堵“钱”字，素质教育同样需要钱来支撑，没钱，就没有真正的“素质”。钱有时候就是教育功能。

　　其实谁都知道学校需要弄钱，但怎样弄钱却不一定知道，假如都知道了，中国教育就不缺钱了。向阳弄钱，弄的是正经钱，向阳弄钱的经验，就是对创新教育和学校经营，在“方法论”上的最大贡献。

　　向阳弄钱的经验，远比向上级伸手“等、靠、要”自尊得多，也有价值得多，难道没钱就不发展教育了？“等、靠、要”是“丐帮”的法宝，假如校长每日里忙着腆脸子乞讨，那还要“校长智慧”做什么？玩不转你就辞职，骂人可以，但千万别横加抱怨，当校长就得有些“功夫”！佛家既讲“贪、嗔、痴”，也讲“戒、定、慧”，我以为是为校长说的。

　　没钱不是借口，是因为我们尚缺乏向阳的“智慧”。现在，让我通过这本书，告诉你“向阳的智慧”，向阳的智慧不仅是思路，而是“金钥匙”，是方法。

　　从实践意义上讲，向阳和杜郎口，是一对“姊妹花”，一者是针对课堂操作，一者是针对学校经济，提供给我们一套快速和实用的“技术”，一者可叫课堂技术，一者可叫“致富技术”。两把“金钥匙”，打开的是同一个扇门，这扇门，名叫“成功”。

　　既然向阳和杜郎口是“姊妹花”，那么我当然希望您看到的这本《向阳的智慧》也能成为《杜郎口旋风》的姊妹篇。

　　《杜郎口旋风》是去春写的，《向阳的智慧》是今春的结果，假如激情就像高烧一样持续不退，或许我还会继续“春”下去，度过这个，再迎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等着我！（本文原系作者为《向阳的智慧》一书所作的后记，题目为编者所加）(作者　李不骑马)

　　《中国教育报》2007年7月12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