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老家，村干部一般安家到乡镇，乡干部一般安家到县城，县城的干部一般安家到市区，市里的干部则要在省会置业。至于省会的干部，按照一般规律，他们会进京买房，或者跑得再远一些，在风光无限的澳洲大草原挖洞筑巢。俗话说得好，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只要有办法，谁不乐意给自己弄个更好的窝呢？所以也不光这些当官的，这两年，教师、工头、司机、厨子、摊贩甚至破烂王，都一茬一茬地往城里搬。您说是为了投资也好，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也好，为了方便孩子上学也好，为了躲计划生育也好，反正他们借了钱、贷了款，学着那些官员的样子，向更高一级的地方，乔迁了。

在我现在居住的城市，还有另外一种购房群体，他们要么为了投资，要么是闻厌了都市的烟尘和尾气，要么钱包太小，被越吹越大的房价泡沫所放逐，放逐到乡村、集镇和小县城，在那里买房，或者买地建房。从置业动机上看，这群购房者和前面那群大体一致，都是为了对自己更有利。从表现形式上看，两者的方向刚好相反，前面那群是往上走，貌似农村包围城市；后面那群是往下走，貌似当年知青下乡。

我试图把这些表象归纳为某种普遍定律，譬如可以叫它“不动产对流定律”。具体来讲，就是由于不同购房者的存在，使得城市的不动产产权总是流向乡村人口，同时村镇的不动产产权也总是流向城市人口。这样对流，有助于城乡一体化，也让城区外扩的势头更难控制，使本来不高的村镇地价飚升起来。但不管结果好坏，对流本身难以避免。

我还试图跳出当前，在尘封的过去找寻不动产对流定律，结果发现，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商业时代，都有和今天非常相似的对流现象。换言之，只要有物权、有交换，就有不动产对流。比方说，明朝初年，城区土地完全国有，城市住房统一分配，农村居民也被里甲和户籍牢牢捆住，这时就像咱们20年前那样，无论城市不动产还是村镇不动产，都真的“不动”了。然而明朝开国不到50年，两浙商贩就杀向京城，办了假户口，移民造屋，开铺建房。同时南京的士大夫也开始进军江北，在乡下大规模买地，建起庄园或别墅。从这时起，到民国结束，对流持续500年没有间断。

如果把不动产看成是流动的水，那么不动产对流定律就是一套水循环系统。该系统主要有两根管子，一根从乡村到城市，是上水管；一根从城市到乡村，是下水管。明朝以后500年间，进城买房的多，上水管流量大一些；下乡置业的少，下水管流量小一些。这样很正常，很符合自然规律。不正常的是，那根下水管经常堵塞。

举例言之。大明景泰三年，在北京上班的御史王义邻去大兴买地建房，交了钱款，相关部门却不给过户，非要在3%的契税之外另加一笔附加税。大清乾隆三十九年，在苏州上班的师爷孙潜用去吴县买地建房，合同签了，产权也过户了，四邻却闹到官府，说他和原卖主没经四邻同意，属于非法交易。民国八年，松江府一位姓朱的老板携家属迁到城外，买下某寺院闲房若干居住，却被松江驻军赶走，说买的是公产，要没收，给驻军长官塞了五十块大洋才算完事。

这些都是陈年旧事，但却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在内地小县城自主建房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您一不是土著，二不是本地领导，三不是黑社会，四又跟土著、领导、黑社会等等拉不上关系，那就等着惹麻烦吧。或许您顺顺利利拿到了地皮，但人家不给过户；即使过户了，人家也不给立项；哪怕立项过关，还会有一帮土著、领导或者黑社会找上门来，通过各种让你头疼的方式暗示你做点儿贡献。也就是说，您想让村镇不动产流向自己的时候，面临的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有许多非经济的势力，是它们堵塞了不动产对流的下水管。

下水管堵塞可不是小事儿，它会给当事人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还会让越来越多的业主和资金拥堵于大城市。这边是继续飚升的城市地价，那边是嗷嗷待哺的村镇经济。

有一点让人乐观：上述现象总是发生在内地小县城，而不在商品经济发达、商业环境良好的沿海。也许是越穷的地方，土著越恶，官员越贪，黑社会越猖獗，然后下水管越堵塞。

有一点让人悲观：下水管越堵塞的地方，也就越穷，然后土著越恶，官员越贪……这是个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