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卖房，那是相当麻烦。

历经唐宋元明清，每个朝代的老百姓卖房，按照惯例都得征求一下亲邻的意见。什么叫亲邻？就是亲人和四邻，包括亲哥亲弟堂哥堂弟亲叔亲伯堂叔堂伯以及族长老大爷，还有对门王奶奶和隔壁张大妈。谁家想卖房，先得问问这些位，他们首肯了，每人签字画押，您才能卖；万一他们中间有谁不同意，只要能给出不同意的理由，譬如说，您卖的是祖产，属于败家，给老一代丢脸了，那么您就是卖不成。您不服气，只管卖去，好，就可能会有某位亲邻吃错了药，把您一纸诉状告到衙门，然后您就等着挨板子吧。

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之所以会定下这么变态的规矩，主要是为了保护宗族利益，不让家族中某一家的房子转给外姓旁人；另外呢，也是为了减少民事纠纷，避免官老爷们累坏了身子。您想啊，同族同姓以及几辈子的老街坊住在一块儿，有点儿争端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老族长一发话，什么事儿都给平了，不至于动不动就给政府添乱；这要是某家卖房给外人，新业主进来定居，土著和新移民之间发生磕磕碰碰，族长的威权就使不上了，必然去走法律程序，父母官的负担自然增加。

为了族人，为了父母官，我卖房前就先征求一下亲邻的意见，这也行，可以理解。可是，这还不够，在唐朝，尤其在唐朝前期，咱老百姓卖房之前还得写份儿申请书。申请书写给谁呢？政府。这申请书的大意是：报告政府，我叫某某某，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想把家里房子卖掉，那房子坐落何处，面积多少，已经住了多少年，现在什么样子，以及准备卖个什么价钱，等等等等。当地政府派人对这份卖房申请书进行审查，如果合乎规定，就批示同意，如果不合乎规定，就把申请书发还，意思是不能卖。

唐朝法律管这种卖房申请书叫“田宅投状”。什么样的田宅投状才是合乎规定的呢？分这么几种情况：

一、房子不是国家分配的，房子下面那块宅基也不是国家划拨的，这样的房子允许出售。

二、房子不是国家分配的，房子下面那块宅基虽然是国家划拨，但是房主可以保证自己卖房之后决不再申请宅基地，这样的房子也允许出售。

三、房子不是国家分配的，房子下面那块宅基也是国家划拨的，而且房主只有这么一套房，卖房之后可能还要申请新的宅基，但是他们家确实有必须卖房的重大理由，比如没钱安葬父母啦，没钱缴税啦，欠国家很多债务需要归还啦。像这种情况也可以卖房。

假如以上三种情况都不符合，那么对不起，按照法律规定，有关部门会禁止您卖房。

附注：

1.此文参考了《通典·田制下》、《唐律疏议·户婚中》；

2.《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收录有唐大中五年敕内庄宅使牒，可以证明卖房先报官的规定不是具文。

我学佛的动机很俗，也很小，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只求三种果报：

一、更好的休息。据说禅定是比睡眠更好的休息，睡眠是昏沉定，效率很低，而禅定是正定，效率很高。禅定一小时对体力和脑力的恢复，要胜过一夜普通睡眠。

二、更好的集中注意力。修习禅定也好，观想念佛也好，都讲究摄心不散；

三、享受法喜和禅悦。法喜就是听经的快乐，禅悦就是禅定的快乐。据说法喜的快感很强烈，而禅悦的快感尤其强烈，子璇和尚著《起信论疏笔削记》，说禅定所生快乐是无上之快乐，其快感强度和持久度都远超性爱。

学佛是为了出世间，而我所求的上述三种果报全是世间欲，既非度人之大乘，也不是自度之小乘，所以我将永远徘徊在佛门之外，就像南怀瑾那厮及其广大信徒那样。

这是我学佛的第二年。两年来，读经读得头昏脑胀，打坐也只能初住，全不开悟，究其原因，还是不懂佛法，而要想懂得佛法，首先得懂得佛经中常常涉及的各种名相。

我制定如下宏伟计划：

一、从唯识宗入门，学习佛法的基本名相，进而了解佛法的基本道理；

二、有了这些理论基础，然后去修习禅宗的初禅定；

三、修成了初禅定，再回过头来修习净土宗的观想念佛。

这也是达摩说的“二入”：先求理入，再求行入。

一字：万有本源之字，即“阿”。该字读a，不读e，据净空和尚讲，a是一切众生初发之音，e是一切众生轮回之音，故此净土宗念佛，只读“a弥陀佛”，决不读“e弥陀佛”。

二力：自力和他力。按净土宗的说法，自力指自身修行之力，他力指弥陀开示之力。华严宗也有二力，分别指思择力和修习力。我现在写读经小识，以图辨别名相，正是在修炼思择力。

二方便：世间方便和出世间方便。按我的理解，帮他人完成世俗欲望且不侵犯第三方之权利，是为“世间方便”；帮他人去除贪嗔痴三病，是为“出世间方便”。又，《景德传灯录》记有某狂禅之说，把二方便解释成大小便，很好玩。

二禅：色界四禅定的第二层禅定，一如乾坤大挪移神功的第二层神功。

二入：这是初学佛法的一个原则，即先学基本佛理（理入），再按基本佛理去修行（行入）。

三藏：经、律、论。经是佛说的道理，律是佛定的规矩，论是对经和律的解释。

三病：贪、嗔、痴。据叶曼女士讲，人贪念起时，入饿鬼道；嗔念起时，入阿修罗道；痴念起时，入畜生道。

三宝：佛、法、僧。

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三摩地：禅定的一种境界。我的愚蠢想法，三摩地当为四禅八定之灭尽定，因为佛经中观世音入定时，常入三摩地，而灭尽定是观世音的禅定境界。

三昧：即三摩地。又，神佛小说中的三昧真火跟这个三昧没有关系。

四大：地、风、水、火。印度人觉得物质世界是由这四种元素和合而成。佛家常说“四大皆空”的四大，就是指这四大。

四无量：慈、悲、喜、舍。

四圣谛：苦、集、灭、道。

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就是指这五蕴。

五事：修行人应该常做的五种事情，包括转法轮（即把佛法传给别人）、与父说法、与母说法、与世间众生立菩萨行、授菩萨记。

五戒：居士应持的五种最基本戒律，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这五戒我持不了，所以我只学佛理，不做居士。

六道：人道、天人道、阿修罗道、饿鬼道、畜生道、地狱道。地狱道最不好，天人道最好，但是天人道里的天人也有生有死有烦恼，也摆脱不了轮回之苦，所以学佛的终极目的是跳出这六道之外，进入佛道。又据叶曼女士讲，阿修罗权欲甚重，行恶甚多，很像即将堕入地狱道的某个政党（叶曼原话）。

六欲：有两种解释，一、指眼欲、耳欲、鼻欲、舌欲、身欲、意欲；二、指色欲、形貌欲、威仪欲、言语音声欲、细滑欲、人相欲。

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

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我的愚蠢想法，密宗是邪道，因为密宗以咒术断念，且钻研种种满足世间欲的法门，既非正业，也非正命。

九禅：自性禅、一切禅、难禅、一切门禅、一切行禅、善人禅、除恼禅、此世他世乐禅、清净禅。

乾隆年间，天津有位个体开发商，姓丁，叫丁予范。乾隆十六年（1751年），丁予范在天津县城（当时天津还是县，不是市）刘家胡同二道街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处四合院，这四合院占地近一亩，盖了10间房，连买地带盖房，花了丁予范180两银子。丁予范盖这套四合院的目的，就是想高价卖掉，哪知没人买，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才低价出手，卖了177两银子。丁予范丁老板花了几年工夫，倒赔了几两银子。

到了道光十八年（1838年），天津又出了位个体开发商，姓任，叫任秀坡。任老板比丁老板精明，他花200两银子，把丁予范在刘家胡同二道街开发的这套四合院接了下来，加盖1间客座、1间门楼、3间书房、3间板房，院子中间用一道月亮门隔开，本来一望到底的低级四合院，变成了前后两进的高档四合院。任老板为改造这套四合院，花了150两银子，加上当初的购买成本，总共投资了350两，可他最后卖了多少钱呢？整整600两，净赚250两。

更厉害的一位个体开发商是同治年间北京宛平县的缪子集缪老板。缪老板慧眼识珠，在同治十年（1871年）农历八月，瞧中了北京城区西坊二铺大马神庙西头一套四合院，当机立断，花150两买了下来。然后他一不翻建，二不装修，只在大马路口贴了很多张小广告，就拉来很多买主。他让买主竞价，最后竟然按600两的高价卖了出去，不考虑税费的话，净赚450两，利润是成本的3倍！

有人说，这个缪子集缪老板并没有真正去开发，不过把房子倒一倒手，所以不是开发商，是炒房客。其实过去没有大规模的开发企业，开发商们既不注册，也不需要办公地点，跟炒房客常常是一体的：开发赚钱时就开发，炒房赚钱时就炒房，一个人，两种身份。

有句俗话说得好：形势比人强。房产开发这一行是赚是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时局。一个典型事例：民国时候，天津英租界的房子原本供不应求，一些开发商赚了大钱，忽然有一天，咱们中国人占领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天津英租界跟着人心惶惶，洋人也跑路，遗老也跑路，这儿的房子马上没人要了，房价大跌，入局较晚的开发商都赔了个血本无归。

用民国人冯文洵的《丙寅天津竹枝词》结尾：

寸土休夸值寸金，盛衰消长系人心。

忽然买卖声沉寂，为鉴前车汉与浔。

这首竹枝词说的就是当年天津英租界房价大跌的事儿。

读《六祖坛经·自序品》，忽然发现《西游记》里孙悟空老师的求道过程跟六祖慧能的求道过程太相似了。

慧能最初是个文盲，听买柴人诵经，喜欢得了不得，问他从哪儿学来的经文。买柴人说，从黄梅县东禅寺弘忍大师那儿学的。于是慧能去找弘忍拜师。

悟空最初也是个文盲，听砍柴人唱曲，喜欢得了不得，问他从哪儿学来的真言。砍柴人说，从方寸山三星洞菩提老祖那儿学的。于是悟空去找菩提拜师。

慧能见到弘忍，先遭一顿奚落：“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悟空见到菩提，也是先遭一顿奚落：“赶出去，你本是个撒诈捣虚之徒，哪里修什么道果！”

慧能入弘忍之门，弘忍让他去干杂活儿，一直不授法。

悟空入菩提之门，菩提也让他去干杂活儿，一直不授法。

弘忍给慧能开小灶，用棍敲了三下石臼，暗示他三更入内。

菩提给悟空开小灶，用手敲了三下悟空的头，也是暗示他三更入内。

慧能学法，只要学无上菩提，以了生死大事。

悟空学法，只要学长生之道，也是想了却生死大事。

弘忍给慧能授课，一晚上就搞定了，其言甚简，其法甚玄，讲究顿悟，效率非常的高。

菩提给悟空授课，也是一晚上就搞定了，也是讲究顿悟，效率一般的高。

弘忍传授慧能衣钵之后，嘱咐他一定要保密，以免有人害他：“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

菩提传授悟空法术之后，也嘱咐他一定要保密，以免引来杀身之祸：“这个工夫，可好在人前卖弄？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别人见你有，必然求你。你若畏祸却要传他，若不传他，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

鉴于二者有这么多相同以及相似之处，我们有理由怀疑《西游记》中悟空学道的主要情节是脱胎于《六祖坛经·自序品》。

当然，杜撰悟空学道故事的那位（可能是吴承恩老师，也可能不是）未必非要看过《六祖坛经》，才能整出来跟《六祖坛经》非常相似的情节。因为隋唐以降，俗讲一直长盛不衰，很多佛教故事经过高僧及居士的通俗化传播，在明清时期早已深入人心。

读《四分律》和《百丈清规》，没有读到僧人受戒要烧香疤的律条，很奇怪。查了些资料才知道，烧香疤并不是固有的佛门仪轨，像印度僧人、日本僧人、缅甸僧人和西藏喇嘛，都是头上不烧香疤的。

当然，现在大陆的僧人也不怎么烧，你看咱们的少林方丈、少林文化公司董事长、生意做得很火、佛法修得很差、跟大小官痞称兄道弟、一向又红又专的释永信老师，人家头上就没有香疤，一个都没有。我听过几位“大师”讲课，除了台湾来的一位，其他高僧的脑袋都是溜光水滑的，没有小坑，也没有黑疤。

当年李连杰出演电影《少林寺》，他和他的几位师兄头上是烧了香疤的，显得导演特别细心，但这恰恰是个BUG，因为当时是隋朝末年，隋朝末年的僧人还没有学会在头上烧香疤。

唐朝僧人写的经疏，宋朝僧人写的经疏，我也读过一些，没见他们提到香疤。

据说，元明清三代的僧人在受戒之时，多半是需要烧香疤的，香疤数目从三个到六个到九个到十二个不等，受戒时的级别越高，要烧的香疤越多。譬如说，您初入佛门，受沙弥戒，烧三个香疤；您是得道高僧，像释永信老师那样，受具足戒，要烧十二个香疤。十二个香疤是最多的了，如果您发现有人胆敢在头上烧十五个，那么好，可以断定他是假和尚。

元明清三代的僧人为什么受戒之时要烧香疤呢？据说，是蒙古人忽必烈定的规矩，后来满人雍正又重新强调了一下。忽必烈之所以定这个规矩，是为了更好的区分哪些和尚是真心受戒、真心向佛的真和尚，哪些和尚是滥竽充数、逃税逃役的假和尚。雍正之所以强调这个规矩，是因为他在位的时候取消了度牒制度，改用香疤作为合法僧人的权威标记。

我在《雍正实录》、《通制条格》以及《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等文献当中找不到雍正、忽必烈俩人颁布的相关诏令。所以，上述说法暂时只能是“据说”。

不过，我相信香疤数目必须是三个、六个、九个或者十二个，因为这些数目是三的倍数，而佛门讲究三宝：佛宝、法宝、僧宝。

还有一说，在元明清三代，部分在家修行的居士也要烧香疤，香疤的数目也是三个、六个、九个或者十二个，只是所烧的部位不在头顶，在手臂，是为“臂香”。

佛家行礼，双手合十，据说，这是印度风俗，而且大有内涵。

您知道，印度人吃饭时用右手，方便时用左手，所以右手高贵，代表神圣的一面，左手低贱，代表罪恶的一面，两只手合在一起呢，就表示神圣与罪恶合二为一，这是人的最真实面目。

印度僧团把合掌这一俗世礼仪拿过来，当成佛教徒的基本礼仪，同时呢，又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左手垢，右手净，双手合十，不垢不净，表示修行禅定到了一定境界。

后来密宗盛行，把合掌整得更加玄乎。密宗有“十二合掌”，也就是十二种合掌的姿势，比如十指并紧，双掌紧贴，这叫“坚实心合掌”；十指并紧，双掌别贴那么紧，掌心处稍微留点儿空隙，这叫“虚心合掌”。此外还有“持水合掌”、“覆手合掌”、“反叉合掌”、“如来开莲合掌”等等，每一种合掌姿势都有一套特定的含义。

拱手本是中国俗世礼仪，明代小说里叫“叉手”，即右手握拳，左手压在右手上面。后来这拱手成了禅宗礼仪，右手握拳叫金刚拳，表示勇猛精进，无障不破；左手伸开叫火光印，表示光明普照，开示众生。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右手表示众生，左手表示佛陀，右手握拳，被左手覆盖，表示众生皈依佛门。这种解释有悖于古印度左手卑贱、右手高贵的传统观念，我所不取。

最后说袒肩。

袒肩就是僧人斜披袈裟，露一只胳膊出来，露左胳膊出来叫“左袒”，露右胳膊出来叫“右袒”。左袒和右袒合称“偏袒”，但是根据佛门律法，只有右袒才是合乎教义的，左袒则不被允许。

据我推想，印度比较湿热，僧人出力干活儿，光胳膊要比穿衣服更方便，但是如果两只胳膊全光着，似乎不太雅相，所以用哪只胳膊干活儿，就光哪只胳膊。印度人以右手为敬，所以光右胳膊的机会比光左胳膊的机会要多，所以右袒被看作是比较规范的礼仪。

佛教史上有个“偏袒派”，要求信徒们经常右袒，譬如过城门时、见施主时、听老师讲课时，都要右袒。而其他教派则认为右袒不宜过滥，只有低级教徒遇到高级教徒的时候，才可以右袒，别的场合最好不要右袒。偏袒派不服气，跟其他教派争论不休，一直争了七十五年。

我看过《南传佛教史》，这套书上说，偏袒派活跃在缅甸东部，它和其他教派对于什么时候光胳膊这个问题掐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中国正在玩乾隆盛世。

又想起唐朝和尚道世写的《法苑珠林》来了，《法苑珠林》第二十卷讲佛门仪轨，说中土佛教传承了印度僧团的右袒传统，但是袒得不彻底，袈裟脱下半边，右胳膊并未全光，因为里面还有别的衣服。道世认为奉行律法应该彻底一些，既然是右袒，那就得让右胳膊完全光着，行完了这个礼节，再套上衣服不迟。道世的意见不被其他和尚认可，大伙就右袒时是否必须光出胳膊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过去有一种叫“侍中”的官儿，级别很高，相当于皇帝的顾问，其工作任务呢，就是帮皇帝出出点子，陪皇帝聊聊天，以及给皇帝做做心理辅导什么的。一听这工作任务，您就知道这做侍中的人肯定很聪明，很有学问。

不过也有那很笨的侍中。举个例子，汉桓帝在位的时候，有个侍中叫皇权，汉桓帝问他：“皇侍中，这貂蝉是怎么回事儿啊？”皇权挠挠头，回答不出来。汉桓帝又问：“皇侍中，你说地震可怕不可怕？”皇权想了想说：“地震不可怕。”汉桓帝大怒，降了他的官，让他做议郎去了。

在汉朝，侍中是大官，每月能领100石粮食；议郎呢，是小官，每月只领70石粮食。皇权回答问题回答得不好，薪水一下子少了三分之一。

您会说：当时要是我来回答这俩问题该多好。地震可怕不可怕？当然可怕，汶川大地震死了多少人，塌了多少房，这不现成的例子嘛。貂蝉是怎么回事儿？貂蝉就是《三国演义》里司徒王允家的歌妓啊，此歌妓长得好看，貌比天仙，连董卓父子都为她争风吃醋，自相残杀……

打住，打住，您回答得是比皇权好一些，但是也不全对。地震可怕，这个不消说了；貂蝉可未必就是《三国演义》里那位歌妓。要知道，《三国演义》里的貂蝉只是个虚构人物，历史上没有这个人，即使有，汉桓帝在位的时候她还没有出生呢。事实上，汉桓帝问的貂蝉，不是一个人，是一套饰品：貂指貂尾，蝉指附蝉。

貂尾做饰品，由来已久。战国时候，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曾让麾下大将把貂尾缝在头盔上。到了秦朝，秦始皇延续了这个传统，不仅让将军在头盔上缝貂尾，而且让谋士在帽子上缝貂尾。除了缝貂尾，秦始皇还要求缝“附蝉”，就是用白玉或者金箔或者别的什么材料做成蝉的样子，缝在头顶。这样一来，秦朝的将军和谋士头上就各有一条貂尾和几只附蝉，合称“貂蝉”。

到了汉朝，又延续了秦朝的传统，侍中头上得有貂蝉，中常侍头上也得有貂蝉。侍中就是皇帝的高级顾问，这个前面已经说了；中常侍呢，就是皇帝的贴身太监。当时汉桓帝问皇权“貂蝉是怎么回事儿”，很可能就是瞧见了皇权头上的貂蝉，或者瞧见了某个贴身太监头上的貂蝉，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天天戴着这么一套玩意儿，于是随口一问，结果皇权不明白貂蝉的来历，惨遭贬官。

赵武灵王让大将把貂尾缝在头盔上，很可能只是模仿模仿少数民族，没有别的深意。秦始皇弄出貂蝉这一套饰品，却是大有文化内涵的。据三国时期袁绍的谋士应劭分析，貂聪明伶俐，敏捷精悍，蝉呢，站在高枝之上，喝露水度日，这两样东西分别寓意“办事精干”和“品行高洁”，所以秦始皇往大将和谋士头上放这两样东西，是希望他们能像貂一样聪明伶俐，能像蝉一样品行高洁。不用说，汉代继续使用貂蝉做头饰，也是这个意思。

从汉代往后数，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及两宋，貂蝉一直都是部分高官头上必不可少的东西。比如宋朝，宰相和亲王出席大型活动，一般都要戴进贤冠，进贤冠上一般都会缝貂蝉。什么是进贤冠？底下是一桶状的帽子，帽子上罩一拱形的外壳。如果在这拱形外壳前额正中缝一只很大的玉蝉或者玳瑁蝉，两侧各缝三只很小的金蝉，脑后再横插一只长长的貂尾，好了，这就叫“貂蝉进贤冠”，简称“貂蝉冠”。以后谁要问您什么是貂蝉冠，您如果说是貂蝉戴的冠，那就错了，应该是缝有貂蝉的冠。

最后说说《三国演义》里面那位歌妓为什么会叫貂蝉。您知道，貂蝉的主人是王允，王允的官职是司徒，汉末司徒级别虽高，论实权却远远比不上头戴貂蝉的侍中和中常侍，这王允大概是希望哪天自己的官帽上也能多一套貂蝉出来，所以就给家里某个歌妓取名叫貂蝉。他没别的意思，只是图个好彩头。

附注：

此文参考了《初学记》卷12、《唐六典》卷8、应劭《汉官仪》、《后汉书·百官志》。

中午买菜，路滑，摔了一跤，想起慈禧来了。

是一位叫裕德菱的女士爆的料，说光绪二十九年农历十月，慈禧过生日，没在宫里过，去了颐和园。熟悉慈禧的朋友都知道，这老娘们儿就爱去颐和园，游个春也去，看个戏也去，去了一住十来天，住腻了，摆驾回宫。

话说这慈禧在颐和园过完了生日，选了个吉时，好像是十月二十五那天早上六点吧，带着一大帮宫女太监以及祝寿的贵妇和护驾的侍卫，起驾了。

这一路上，太监和侍卫们骑马，宫女和贵妇们坐轿，一些级别很低的小杂役步行，慈禧呢，她那天不知吃错了什么药，没坐大轿，坐了一腰舆。腰舆这玩意儿您知道吧？就是一带顶的床，四个人各抬一角，慈禧坐在上面，晃晃悠悠地走。

光绪二十九年，北京冷得早，早在那年十月初十就下了雪，慈禧她们回宫的时候，雪还没化，负责垫道的官兵估计也没把活儿做干净，一路上滑得要命。这慈禧坐着腰舆在前面走，贵妇们坐着轿子在后面跟，跟着跟着，忽听啪的一下，紧接着腾的一声，然后听见太监们尖叫起来。贵妇们仓皇出轿，原来给慈禧抬腰舆的四条大汉滑倒了一条，这下好，腰舆翻身，慈禧唰的掉了下来，结结实实摔了个腚墩儿。

光绪二十九年，慈禧六十九岁，虚岁七十，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么老一老太太，摔这么结实一腚墩儿，不死也骨折，不骨折也关节脱位，不关节脱位也关节囊积水，对不对？所以大伙嚷成一团，以为慈禧这回非摔坏不可，个别脑子不够数的贵妇还大声问别人：“死了没有？死了没有？”

结果让大伙很失望，慈禧没死，老人家很慈祥地在地上坐了一会儿，拍拍屁股又站了起来，抬抬胳膊动动腿，嘿，哪个零件都没坏。再看滑倒那名大汉，脸色煞白，腿如筛糠，连请罪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慈禧说：“这孩子可怜见的，别难为他。”大太监李莲英却不依：“虽说他是无心滑倒，终究是不小心办差造成的，不然为啥那三位没滑倒，就他一人滑倒呢？不教育教育他，难以服众，打他八十脊杖！”

于是乎，那人跪在雪地里，挨了八十大板。

还真得打他八十大板，滑倒都滑得那么不干脆，当时他要是摔得稍微利落些，就能把慈禧摔成中风，然后光绪正位，新政推行，这历史就得改写。

今年北方这场雪下得不小，前几天看新闻，说河北平地积雪两尺，交通瘫痪，出行困难，个别地方停水停电。好在，人员伤亡极少。

查史书，发现河北还下过更大的雪。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三月，“邢台大寒，大雪盈丈。”（《清史稿·灾异志》）平地积雪一丈，论厚度，是今年这场雪的五倍。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腊月，“河北大雪，深四五尺。”（《同治灵寿县志·灾祥》）平地积雪四五尺，是今年这场雪的两倍。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腊月，“盐山大雪五日，平地深至丈余。”（《民国盐山县志·故实》）连下五天，平地积雪一丈多。

道光十年（1830年）腊月，“雪深数尺，禽鸟冻死无算。”（《同治灵寿县志·灾祥》）没说具体厚度，只说“数尺”，“数尺”肯定超过两尺。

道光十一年（1831年）腊月，“连雪三日，雪深四五尺，举家冻殍者数百。”（《民国元氏县志·灾祥》）大雪连下三天，积雪四五尺，光元氏一个县就有几百户居民被冻死。

气象史上有个“小冰河时期”，指的是明朝末年以后、鸦片战争以前（一说康乾盛世以前），当时整个中国的年平均气温都比现在要低，夏天大旱与大涝相继出现，冬天则奇寒无比，不光河北，连上海、江苏、福建、广东等地都狂降暴雪。明末清初人叶梦珠撰写的《阅世编》、清朝中后期人陈其元撰写的《庸闲斋笔记》，以及《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等等文献中都提到了这种奇特气象。

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那几场大雪，都发生在小冰河时期，小冰河时期的河北比现在还冷，小冰河时期的雪灾比现在还大。

今年的雪灾给北方人带来了诸多不便，小冰河时期的雪灾会对古人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呢？

您知道，古代路况差，道路要么未经硬化，要么崎岖不平，有雪时路滑，雪化后泥泞，难走得很。《老残游记》第八回描写了清朝人走雪路的情景：“这路虽非羊肠小道，然忽而上高，忽而下低，石头路径，冰雪一冻，异常的滑，自饭后一点钟起身，走到四点钟，还没有十里地。”仨小时走五公里，平均一小时不到两公里，比前几天河北石家庄都市白领步行上班的速度慢多了。

现在一下雪，出租车就涨价，清朝时也是如此。嘉庆年间，某文士客居河北沧州，适逢大雪天，本来在沧州地面雇一驴车，一天只要四百文钱，因为下雪，车价涨了一倍，该文士感叹道：“雇驴冲雪非容易，日费青钱八百文。”（《燕台竹枝词》其一）有时候你多掏一倍车价，也不见得能雇到车，因为下雪天车夫生意极好，“雪地呼车时辰久，靠着门旁叫腿麻。”（《蓟北杂咏》其一）跟前几天市民出门一直打不到车的情形何其相似！

古人雪天出门，一样容易滑倒。《清稗类钞·棍骗类》记载，道光年间，某镖师从北京去山东，途经河北某镇，下起大雪来了，镖师冒雪前行，“忽闻有呻吟声”，瞧见路边有一孕妇倒在雪地里。原来她从娘家回来，骑了一驴，结果“雪深冰滑，驴仆人坠”，差点儿流产。

《清稗类钞·棍骗类》还记载，某户人家定在腊月初八那天娶媳妇，谁知那天下了大雪，走陆路，“雪深没胫”，走水路，“冰坚如石”，迎亲队伍望天兴叹。可是这吉时不能耽误，男方急中生智，雇了一不要命的家伙顶风冒雪去给女方送信，说雪下这么大，天又这么冷，新郎新娘见不了面，干脆“望空交拜”好了。女方没法，只得让新娘跟新郎隔着几十里拜了天地。七天后，雪化了，路能走了，这对小夫妻才圆了房。

雪灾耽误婚事，这危害还算小的，比较大的危害是耽误运输。清朝盛行漕运，也就是使用运河的船只把粮食送进京城，雪灾一发生，陆路不通，运河也被冻住，粮食运不进京城了，北京的粮食价格立马上升，小百姓买不起粮食，就有可能饿肚子。

道光年间，还真有人因为雪灾被活活饿死。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10记载，浙江湖州安吉山上有一小庙，庙里有四个和尚，每天靠化缘填饱肚子，道光二十年冬天大雪，山被封了，这四个和尚没办法下山化缘，全部饿死在庙中。

有朋友会问，现在发生雪灾，政府会积极应对，组织人力物力解决各种问题，清朝政府怎么就不采取些措施呢？

其实清朝政府不是没有采取措施。

首先，政府会安排人扫雪。皇宫的雪是太监去扫，内城的雪是侍卫去扫，外城以及其他各大城市主干道的雪，一般会让驻军去扫。至于各商铺、各社区门口的雪，自然是老百姓自己动手。你不动手也行，可以雇人，道光年间华北各城市都有一种职业叫“扫街”（也有叫“清道”的），雪一停，他们就扛着铁锨扫帚冲上街头，等着被人雇走，打一阵子零工。

其次，政府会安排人在官道上垫土。垫土的目的是为了防滑，但是限于财力和人力，一般只把土垫在特定的官道上，比如说皇帝出巡或者大军凯旋时可能经过的官道，以及运送军粮军饷的官道。把这些紧要的官道垫了，别的官道就不管了，随便它滑，随便它泥泞。

再其次，政府还会给某些官员放假。康熙二十四年，北京闹雪灾，康熙说：“路滑，诸位爱卿不用来上朝了。”（《康熙实录》卷121）雍正四年，北京再次闹雪灾，雍正也说：“在京官员不必来圆明园，朕自改期另传。”（《雍正实录》卷42）这跟现在某些单位在大雪天让员工休假是一个道理。

又其次，政府还制定了一些交通规则，尽可能地减少雪灾期间的交通事故。《大清律例》第296条规定：因为天气关系骑马撞伤人的，赔偿医药费，还得把坐骑赔给伤者。如果把人撞死了，打一百大板，劳改三年，另外赔偿死者家属埋葬费，其坐骑则被官府没收。

最后，清朝皇帝非常虔诚，一有雪灾，他们就到天坛祷告一番，“祭天谢雪”，意思是老天爷您别下了，雪已经够多了。很明显，这是迷信，如果祷告祷告就能保证没有雪灾，咱都祷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