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写《苏东坡突围》，说老苏从汴梁跑到杭州，再从杭州跑到黄州，是做了一场文化意义上的突围。这个看法虽然崇高，却未必能被苏本人接受，如果起苏东坡于地下，让他去读 余先生的文章，十有八九他会用他的四川话抗议道：“格老子，啥子文化突围，我就是图个安逸噻！”

安逸是苏东坡的最大爱好。明人笔记《夜航船》载，苏东坡向朋友要酒喝，朋友让先作诗，他就说：“我懒得写，不喝你的酒了。”众所周知，苏东坡好酒如命，但是要拿安逸来换，他宁可不要命。

然而能不能安逸可不由他说了算。苏东坡年轻时在汴梁工作，他的岗位叫“直史馆”，负责档案管理和历史修订。这活儿本来轻省，每月倒有二十天没事干，却要求早上签到、晚上值班，这就让他不安逸——要真忙倒还罢了，整天磨屁股磨到天黑，还玩这些虚的，真是没劲透了。我在机关干过，对苏东坡这种不安逸有充分的体会。

在汴梁城工作的时候，苏东坡每天都在盼旬末（那时没有周末，只有旬末，每十天才休息一次），一到旬末他就逛汴梁城，您如果读过《东京梦华录》，就知道当时的汴梁城很热闹，早上有早市，晚上有夜市，还有许多类似迪厅的“瓦舍”。老苏乍到汴梁还有些新鲜劲儿，等他学会了以汴梁口音为标准音、以北宋白话文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之后，他就彻头彻尾成了京片子，成了京片子他就觉得逛汴梁城不够安逸了。汪国真说，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苏东坡就是这样，他开始盼旅游。

幸好当时每年的春节、寒食和冬至都放长假，像现在一样，一年也有三个黄金周（《文昌杂录》载：“（宋）祠部休假……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在汴梁的第一个寒食黄金周，苏东坡就兴冲冲跑到陕西，却是“都城人皆出郊，四野如市”（《东坡文集·卷一》）本想出来安逸的，结果人比风景还多。苏东坡犯嘀咕：格老子，这是黄金周吗？

若干年后苏东坡到杭州工作，恰逢冬至黄金周，他吸取教训，到人迹罕至的吉祥寺安逸去了，毕了还得意地写诗道：“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我觉得他是说自己比别人聪明，知道在黄金周拣人少的地方去。

然而吉祥寺毕竟太小。再若干年，苏东坡到黄州任职，这回他更聪明了，冬至、春节和寒食三个黄金周都没动弹，七月半鬼节，人家都在家烧香呢，他老苏泛舟赤壁，“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前赤壁赋》），美美安逸了一把。

从汴梁到杭州，再从杭州到黄州赤壁，在休闲意义上，老苏完成了一场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