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京晚报》创刊50周年。报社在首都博物馆举办了大型的展览活动。其中，编辑、记者与读者见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内容。3月15日，是《北京晚报》创刊的日子。办公室通知我，当天上午在现场与读者见面。

3月15日，正好是个周六。有了孩子以后，周六、日要比正常上班累上很多。因为给孩子报了舞蹈、书法等辅导班，需要送孩子去。不过，报社大庆的事情也是一桩大事，而且与读者见面也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事先对家人们说了，周六要去与读者见面。结果，女儿突然冒出来一句：“爸爸，你不是已经和读者见面了吗？”我一愣，但是马上反应了过来。原来，女儿说的是她姥姥。

现在，京报集团严格控制各项成本，每天每位编辑、记者按人头提供一份报纸。因此，当天的报纸成了“稀缺资源”，需要给作者寄样报的编辑、记者往往顺手抄走没来的编辑、记者的那份报纸。我属于经常不在座位上的编辑，所以经常成为“抄没”对象，看不到当天的报纸。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报纸越来越陌生的重要原因。不过，《北京晚报》每年给编辑、记者一张订报卡，可以给家属订份报纸，确实也省了从报社往家带报纸了。

我用今年的订报卡，给岳母订了份《北京晚报》，现在岳母也成了忠实的晚报读者。女儿说的读者，其实说的就是我岳母。当然，女儿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我陪她去上课，而不要去参加单位的读者见面活动。

与家里读者几乎天天能见面。但是，社会上的读者还是需要到会场上去见的。周六上午，确实来了不少的读者。不过，那天最出风头的是京味作家刘一达刘老师。几乎所有的读者都要和他聊上几句。然后，合影留念。像我这样没有什么名气的编辑，只有酸溜溜边上看的份了。听说，开幕当天，苏文洋老师与读者见面的时候，就被粉丝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幸好我那天没去，要不又要泛酸啦。嘿嘿！

我真纳闷，难道没有人看我写的文章吗？我报道过出租汽车司机薪资调查的事情，据说的哥的姐们都围到交通局闹事；我报道过彩电降价的事情，结果周六去抢购降价彩电的消费者排起了长队；我报道过留学中介未通过年审的事情，结果家长排队要求中介退费……当然了，我也有年头没有在一线了。现在，报社改革，我认为可能已经退居三线了。所以，渐渐被读者淡忘也是理所应当的。

不过，3月18日，我再次去首博与读者见面时，竟然有位读者早早地等在那里，非要和我见上一面。这位读者是首博的志愿者，当头天看到人才周刊与读者见面后，就想着能和郑勇编辑见上一面。因为以前他给我负责的国内第一块悼文版——感动人生投过稿，而且也发表了。我对他的名字很陌生，但是他提到《乐器人生》的篇目时，我想起了他。确实，在这种场合能够与自己的作者或者读者见上一面，聊聊天确实心里有种小小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