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新发现》杂志2017年第7期
科学外史（133）

江晓原

       前两次谈到Nature杂志初创时的“素颜时代”和逐渐使用常规经营手段的“美妆时代”，后者无疑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在这个时代的后期，Nature杂志大量刊登学术文本，仿佛要从科普杂志向学术杂志转化。本来这个初见成效的策略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但20世纪70年代一个全新的游戏闪亮登场，导致杂志江湖风云突变。
Nature杂志此时已是百年老妪，但杂志毕竟不等于人类，作为杂志也许此时方在盛年，她念念不忘与时俱进，而且还要引领风潮。她敏锐地觉察到，如果将这个游戏玩好了，那效果岂止“美妆”而已，简直就是一台重大的整容手术，可以让自己脱胎换骨！

加菲尔德发起影响因子游戏
       “影响因子之父”加菲尔德（E. Garfield）是影响因子游戏的发起和鼓吹者，他的私人商业公司“科学情报研究”（ISI）1964年首次出版SCI报告，1975年开始逐年出版“期刊引证报告”（即通常所称的JCR报告），这是对SCI（后来包括SSCI和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的衍生产品，SCI期刊影响因子排名即在此报告中。
       在思想渊源上，“引用索引”来自美国一种法律工具书的启发。美国法院判案时，要求与本院或上级法院此前对相似案例的判决一致，法律出版商谢帕德（F. Shepard）1873年开始出版名为《谢帕德引证》的工具书，在判例和援引案例之间建立索引，并标记判例是否已被推翻、撤销、修改或加入限制条件。出版后大受欢迎，法律界几乎人手一册。
       在科学界，作为期刊评估手段，SCI和JCR报告的嚆矢可以追溯到格罗斯（Gloss）夫妇1927年发表在Science上的文章。他们试图解决在图书馆经费有限的情形下，参照什么标准订购化学期刊对读者最有利，他们的方案是选取知名期刊《美国化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对它1926年发表的247篇文章的3633条参考文献进行统计，按引用次数对所有被引刊物进行排序，被引次数越多的期刊就越重要，图书馆可照此清单订购。这种方式很快被借鉴推广到别的学科领域。
       加菲尔德的SCI作为影响因子报告的数据基础，不再区分学科类别，收录期刊逐年增加，到2016年已达8778种——当然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但最根本的一点是，SCI和影响因子从一出生就是商业产品，赚钱是它们与生俱来的属性。这种属性也是加菲尔德不遗余力推行影响因子游戏的真正动力。为此他从1955年起在Nature、Science上先后发表数十篇文章鼓吹SCI和影响因子，甚至造出现今早已破产的“SCI可以预测诺贝尔奖”的学术神话。

Nature杂志与加菲尔德心照不宣的共谋
       影响因子游戏从技术上看确实大有名利双收的潜质，一直不忘与时俱进的Nature杂志“慧眼识珠”，立刻与加菲尔德展开了一段迄今尚未被人关注的合作。这段合作是如此的心照不宣配合默契，不啻一曲流畅动听的四手联弹。
       加利菲尔德与Nature、Science两家期刊的共谋合作，最明显的莫过于他多次修改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
       1955年，加菲尔德最初将影响因子定义为“一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数”。　
       1963年，加菲尔德将影响因子定义修改为“期刊文章的平均被引用次数”。
       1972年，加菲尔德将某年度的影响因子定义再次修改为“期刊前两年所有文章的所有引用除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所有文章篇数”，但是这样的定义对于Nature、Science、《柳叶刀》（Lancet）、《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等刊物都非常不利，它们的影响因子排名全都落在40名之后。
       1975年，在首次发布的JCR报告中，加菲尔德再次修改影响因子定义，形成了现今仍在使用的计算公式：
 

       分子中的“源刊文本”指期刊发表的所有文章，而分母中的“引用项”只对应三种学术文本。这次的定义修改使得Nature、Science、《柳叶刀》和《美国医学会杂志》等杂志的影响因子排名全部大幅上升，其中《美国医学会杂志》惊人地提升了100位。
       1995年，影响因子定义再次微调，分母中的“引用项”进一步缩小，只包括“原创研究论文”和“综述评论”。
       Nature、Science当然也“投桃报李”，它们提供版面作为发布平台，积极为影响因子游戏造势：1955年，“影响因子”首次作为专门术语出现在Science上；1972年，Science刊登了最初的年度期刊影响因子报告；1976年，Nature刊登了JCR报告的缩减版——考虑到JCR报告1975年才首次出版，这几乎等于在帮它进行市场预热和产品推广了。与此同时，尽管学术界对SCI和影响因子的质疑始终不断，但当时在这两份期刊上，却没有出现任何质疑或商榷的文章。2017年春加菲尔德去世，Nature杂志为他隆重刊登了讣告。

Nature杂志跻身影响因子顶级玩家
       因为Nature杂志一直是“两栖”刊物——它发表大量的非学术文本，所以在加菲尔德定型的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中，只要减少分母中“引用项”的文章篇数，就可以有效增大影响因子的数值。本来她在“美妆时代”后期正大幅增加学术文本，但一看影响因子游戏大有搞头，立刻停止了这个举措，反过来照着加菲尔德修改过的公式所指引的方向，开始有计划地减少“引用项”即学术文本的数量。
       在2014年发表的研究中，我们统计了JCR报告40年的数据，这些数据清楚表明Nature杂志在持续减少学术文本：从1974年的1502篇，逐渐减少到2014年的862篇；与此相应，这40年里Nature杂志的影响因子一直在逐年攀升，1974年为2.3，2014年为41.5；对应的影响因子排名，最初仅为第55名，1980年代后期开始跃升，1990年至今一直稳居前10名（最高纪录为1999年的第5名，2016年为第9名）。
       事实上并非Nature杂志一家在削减学术文本数量来提升影响因子，例如在1994～2005年间，《美国医学会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一批著名医学期刊，学术文本数量都在逐年大幅下降。
       当人们将Nature杂志奉为“世界顶级科学期刊”时，首先援引的理由就是她的高影响因子。而很多对她顶礼膜拜的人还想当然地以为，顶级期刊之所以在影响因子游戏中胜出，就是因为发表了高质量论文，却不知提升影响因子其实有着更快捷更省事的方法。
       如今影响因子已成学界评判期刊的权威指标，甚至已经凌驾于学术之上，但是加菲尔德的多年老友，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 K. Merton）早在1973年就已经犀利表达了对SCI和影响因子游戏的担忧：
       自从科学引证索引（SCI）发明以来，引证研究已获得了如此迅速的发展，以致于有失控的危险。……SCI的存在和日益增加的大量引证分析（甚至用于帮助决定科学家的任命和擢升这类事情），有可能导致引证实践的变化，从而过一段时间，它们作为研究质量的衡量标准将受到损害或完全失去效力。
       而当我们今天赞叹40多年前默顿的先见之明时，一直在影响因子游戏中大获其利的Nature杂志却已经在号召“反抗影响因子暴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