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沉淀后的忧郁

                      ——读马东旭的诗歌

                                    文 / 王飞

忧郁，在我的眼睛里更是一种气质，独特得让人不能轻易接近，却极具吸引力。马东旭的诗歌就是这个样子。他的忧郁不是因为自己被忽略或者是被遮蔽，而是源自他对自身和对普罗民众的关切与同情。

马东旭？何许人？据说是出生在豫东；据说是位人们所常说的“80后”；据说……有关他的一切都是来自“据说”。足见我的孤陋寡闻和对中国诗歌界的陌生。读他的诗总有一种预与其谋面、喝酒、彻夜长谈的冲动。沉下来，便有了“既然吃到了蛋又何必非要去认识那只母鸡”的淡然。

马东旭似乎将诗歌奉为一种信仰的表达。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把诗歌仅仅作为了某种表达的“工具”，是他把信仰、情感和诗歌完整地统一了起来。就像降边嘉措在《凡情与佛心：六世达赖情诗选》的序言中写到的：“一个诗人写出的诗作，是客观存在。但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个诗作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从中得出不同的感悟。”诗歌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都是多解的，并没有统一的且唯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谁的解读也只是解读多样性的其中之一，仅此而已。任何一个人的解读都可以视奉为经典，但绝对不能视奉为唯一。如果这样，那只能被看作是对这个作品“故意而为”地扼杀。那样，艺术便再也不是“艺术”了。

诗歌里要有性情、情感和情绪，然后才是形式。废名先生看中诗歌里的情绪，并将情绪看作是“诗的内容”。那么，马东旭的诗歌所呈现出来的“忧郁”呢？是不是就可以把这种“忧郁”看作是他的“诗的（全部）内容”了呢？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他的诗歌的一种气质。比如，马东旭的《我试着说出》：“我试着说出东平原，活着的命/ 那么轻，那么小，那么不堪一击 /一只抱头呜咽的虫子， 一节白骨头/ 遗落他乡 ，流出新鲜的血液/ 干净的气息/ 它喊出疼，喊出脉管里的红马，肉里的林木/ 熄灭，上天不应/ 西风吹凉的肢体，在低处长满阴霾/ 没有粮食，阳光和水/ 无人问津它的荒凉，与悲哀/ 被骨头折断的/ 眼泪，落向大地，是数不清的尘埃”已经流逝的过去被无情地抛弃在那片被称作“东平原”的土地上，再也无法说清，就连说出也成为了不可能，只得化作一只虫子。虫子为谁而呜咽？

诗歌紧贴在心灵上，不离不弃，终日厮守，我再也分不清楚诗歌与心灵的面目了。有人说文学是痛苦的。因为它要作者自己诉说自己无法讲述的“从前的另一种生活”（参见米莱叶·卡勒-格吕贝尔的《文学的痛苦》）。诗歌呢？是发自心灵最深处的呐喊。喊叫声自遥远的心灵传来，一直来到我的耳鼓，震得我不能自己。“允许他低一些，黯淡一些/ 秋天来了，再允许他凌乱一些/ 一个人游走于人间，天下是茫然的/ 风吹起时，身子倾向凋零/ 有落花的感觉/ 他没有马匹和高粱酒/ 遇到黑夜，抱住落叶，抱住自己的江山/ 设立界碑，圈地为王/ 像宋朝一样蜷缩/ 附属于金，不反对割地求和/ 暂且有小国寡民的意识/ 是否心怀天下，借机北伐/ 尚待进一步考察/ 他躺在一个人的漩涡/ 眼睛里没有灯红，也没有酒绿/ 像南宋隐逸的词人，设下圈套，或暗语（《睡在路边的人》）”悲天悯人的往往不是那些政客，而是那些有信仰的清教徒，还有那些艺术家。艺术原本就是为惧畏和信仰而诞生的。而诗歌却为信仰和惧畏的同时，也为普罗大众而诞生。

诗歌的“情绪”具有诗人个人“个性”的同时，又具有大众的“普遍性”。这种“情绪的普遍性”才使得诗歌绵延几千年而不绝。

有人曾经问过我，写作，更准确地说文学与生活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我答，这是能够写一篇大论文的题目了。我只能简单地说，文学与生活无关。那人愕然。我继续说，但与生活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

写作不是完整地照搬所谓的“生活”里全部的日子，文学的表现需要内心与信仰的提炼。我更看中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和语言完美的统一。我最不看中的就是“故事”。就文学的艺术形式而言，中国的诗歌也许真的走到了前面。走在前面的并不是那些“久负盛名”的诗人们的诗歌，而是那些被边缘化的、被漠视的、被遮蔽在民间的那些诗人们的诗歌。他们将诗歌看作了一种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类似于别人的烟、酒、剃须刀。马东旭便把诗歌融入到他日常生活中必需品的范畴范围之内了。

“别离众生。修禅/ 要去就去福严寺，最古老的/ 一棵银杏树上，附于顶端/ 江山如此盛大。我的周围汇集了青烟/ 白气。清流，吐纳新的天地/ 我背向人生：诵经、念诗、用纯朴的/ 低音，与黄雀对弈，共饮一瓯清冽 不计较得失，不与螳螂对峙/ 偶尔穿上薄衣，自备的袈裟/ 脱离茂盛的枝叶。穿插于香火/ 由点到面不露山水，像微服的如来/ 遍访锋芒的尘世 以大悲咒四面包抄/ 过了中年，佛还在途中。我已不辨 天下的花草、疑冢、甚至罪恶/ 只好仿照古人的气息，做一片安静的桃花 直至湘水将我怀柔，不折回人间（《一只福严寺的蝉》”是苦修？还是一份难得禅意？也许只有作者知道。这首诗不禁再次让我想起仓央嘉措来。被后人称为风流喇嘛的仓央嘉措，他的诗歌被定位为“情诗”，也许他只是为了“入世”来讲解佛意吧。马东旭的这般“超然”、这般“洒脱”地“出世”到底为了什么。我怀疑那些“据说”是假的，不实的。他真的是常人所说的“80 后”吗？

马东旭的诗歌都很短，短得如同一把雪亮的匕首。雪亮的匕首闪烁着的竟是孤独的冷光。那道冷光映在他的脸上，更加显现出了他的忧郁。他在现实与信仰中挣扎。他在现实与超然中挣扎。他渴望得到佛的抚慰，另一只手却紧紧抓住那片“东平原”不撒手。我仿佛看到了他眼中的迷茫，却读不懂他的内心。我似乎看到了他默默转过去的身影，留下的却是一道旋转不停的影子，就在地上。

也许马东旭只把佛看作了一种哲学。而现实却被他当作是一种哲学的实践。但他渴望得到“佛”的某些暗示。

“姐姐，我离开高高的谷物/ 灯火万家 乘一朵雪莲，天马似空，飞抵/ 一远再远的唐古拉/ 姐姐，我挤掉体内的毒，恶之花/ 洗净骨头，让一页页经文住下/ 喇嘛住下/ 雅鲁藏布江住下/ 大片的格桑住下/ 经幡住下/ 青藏高原的梵音，与善良的牦牛住下/ 合上眼睛，化为不再归来的云烟/ 漂去的哈达（《姐姐，我去唐古拉》）”与海子的《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海子写的是“现实”与“现实的景象”，而马东旭的这首诗歌写的是“未来”与“未来的释然”。他渴望自己更加“纯净”，再也没有“现实”的那种“毒”、“恶”，甚至不惜刮骨疗毒，从而洗净骨头，还原骨头的洁白与坚硬。他期希着自己能够幻化成高原上那片深蓝色天空中的那朵白云，自由自在地飘。在人间愿意成为一缕圣洁、高贵的哈达。这种心灵自我的洗涤终究是痛苦的。为什么诗人在这个时候总会想到“姐姐”呢？是姐姐有母亲的情怀和与自己有着手足的情意吧。

马东旭的诗歌写的很“狠”，有着“后先锋”的显著特点——直面。他把一切痛苦的字眼全部拧结在自己幻想的一个空间里，从而试图发现现实的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读他的诗歌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咸涩。这种咸涩更加凸显他的孤独与忧郁。我希望他的生活中少一些忧郁。却真的很喜欢他诗歌中的那种“忧郁”的气质。

最后以我的朋友——台湾诗人雨霏的话为结束语吧，愿我们共勉，虽然我不会写诗。她说：人生并非回荡的颂歌和赞歌。生命的本质常淹没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口沫里。所谓的承平大都是脂粉堆砌的余味。尤其是在面对一个政客群起狂舞的时代，也即面临一个非诗却最适合写诗的时代，诗在困境中转进，以免自身沦落成颂歌或赞歌。

                                          2010-3-29 于京东平谷静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