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诗谈·自序

                           文 / 王飞

    二0一0年的一月初，“左岸诗歌”的版主大喜先生打来电话，那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他叫我写写左岸里的诗歌。虽然我写了几篇近似于诗歌评论的小文，但那仅仅是“近似于”而已。在我看来那只是一厢情愿式的解读，更像是一篇篇读后感（读后的感觉与感受）。一时没敢答应。

    还是翻出《废名集》第四卷，读着他老人家的《谈新诗》、约翰·阿尔伯特·梅西（美）著的《文学史纲》、非马先生主编的《台湾现代诗四十家》、李丽中编著的《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博尔赫斯的《同一个，另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有现趸现卖，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的感觉，很是仓促。

    写作，在中国被人为地把“灵”与“肉”活生生地剥离开了。使许多作者痛苦不堪。

    诗歌，以食指先生近乎殉道式的悲壮才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中国的新诗在那一刻更进一步接近了“新诗”的本质——自我、个性、独立，却极具当时代所有人的“共性”——直指心底。李丽中先生说，“新的价值观和新的审美观，决定了‘人’的开拓更为直接，更为普遍。他们把诗看作生命价值的实现，因此，更加潜入到生命的深层去窥探生命存在的奥秘。”随后以北岛、顾城、舒婷为代表的“今天派”诗歌诞生，将新诗“一个人在战斗”的局面迅速地演变成了一次“群体性的进攻”，从而将新诗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高潮。在这里还需要解释一下，北岛先生一直不赞同“朦胧派”的提法，更认同是“今天派”。也许他考虑更多的是：作为第一本民刊——《今天》在新诗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历史价值，有为《今天》正名之意味。我倒是很尊重他的这种耗尽黑发而去追求证明的勇气和韧劲。新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呈现出一种“异常”的蓬勃、“异常”的发展的局面。

    可惜好景不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汪国真先生一枝独秀后，新诗快速地跌入了深不见底的谷底。诗人们在反思，关注诗歌的人们也在反思，竟得不出一个答案来。大多数人将“新诗的没落”归罪于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也有人将“新诗的没落”归罪于市场……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一切高贵都迅速地堕落了，腐朽了。那时候的“万元户”最值得人们称赞，最值得人们艳羡。钱，进入到了每个行业，进入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哪怕是一再被人遗忘的那个犄角旮旯儿。“铜臭”不仅腐蚀了金钱，更腐蚀了每个人的理想。在对于钱的追求胜过了对于理想追求的年代里，谁对谁错？我不知道。

    诗歌是第一个被市场操作了，玩弄了，然后被扔到了一边，任肮脏的脚丫子随意地踩踏，无动于衷。

    我经常问自己，你是坚持理想的人吗？我不敢摇头，也不敢点头。这几天在读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更加深了我对“理想”的理解——那是遥远而不可及的，确切地说，理想——更近乎是一种“信仰”。对于《月亮和六便士》“有一个评论家曾说《人性的枷锁》的主人公（菲利普·嘉里）像很多年轻人一样，终日仰慕月亮，却没有看到脚下的六便士银币。毛姆喜欢这个说法……”我却不知道自己应当有个怎样的看法。

    好在还有那么多的诗人在坚持着……

    二0一0年三月二十日，星期六，北京被呛人的沙尘笼罩着，天空里黄里泛着红色。大喜还是披着一身的沙尘来到了我这里，喝了一顿小酒，聊了半天儿。我对他说，写左岸的诗歌，我只能做到写我自己喜欢的诗歌，也只能写到以我读后的感觉去解读我所喜欢的诗歌。别的我做不到。他点头同意并认为就应该这样。

    这一点，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对中国的诗歌界并不了解，又不是研究诗歌的，所以，没办法从更高的角度运用完备的诗歌理论去评价、解读我所喜欢的诗歌。诗歌批评、诗歌评论以及对整个诗歌界说出属于自己的、独到的看法，对于我来说是所不能及的。

    人家说，“光屁股打虎——胆儿大还不要命”。好在我有个“贼胆儿”，竟应允下了这件事情。“左岸诗歌”里的诗人我认识的只有三个人，这也避免了“戏台里喝彩”的尴尬。

    是为序。

                                                             2010-3-22 于京东平谷静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