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的力量真的存在吗？

              ——夏泽奎的《向日葵》之精神指向

                                   文 / 王飞

     读夏泽奎的这本文集——《向日葵》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语言朴实；情感真挚；体裁多样。之所以称之为“文集”，是因为这本书由三大部分组成，散文、读书随笔（即文学评论）、小说。十四万字的一本书竟可以容纳这么多的内容，不得不承认夏泽奎是个多面手。

     总的来看，夏泽奎的文章还是属于传统的，写的很踏实，文笔行走的很稳，没有多少“花活儿”。缺少“花活儿”亦可以认为他已经走入了创作的稳定期，也可以认为他缺失了创新与探索。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了。我不太赞成一个作者过早的进入稳定期，这样虽然给人一种少年老成的持重感，作者却因此丧失了更多的实验机会，有点儿得不偿失。对己、对文学都是如此。艺术在于探索，而科学在于发现。

一 夏泽奎的散文

    夏泽奎的散文给我一种“故乡”正在悄然远去的意象。

    故乡似乎是文学的一个近乎永恒的主题。究竟什么地方才是真正的“故乡”？我说不大清楚。故乡与人有关，故乡与事有关，故乡与窄窄的胡同有关，故乡与袅袅飘荡的炊烟有关……相对一个远走他乡的人，父母居住的地方似乎就可以称为故乡的了。对故乡的留恋，对故乡那种扯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完全来自个人的精神层面。故土难离，终究是要离的。为了自己，为了父母，为了爱情，为了婚姻，为了孩子，总之被人们羡慕“有能耐的人”都离开了。我并没有看到泪水，也没有见到紧皱的眉头，更没有看到恋恋不舍的背影。欢快也好，毅然决然也好，离开被当作一个人一生的重大且重要的抉择。

    我们对故乡的怀念也许更多的来自于“叶落归根”的理念。这个看似乌托邦式的理念将我们与故乡在精神层面上再次联系了起来，无法挣脱。

    散文更适合于理念的直接的表达。

    我不懂各地方言，也就不知道“夏泽奎”怎么被童年的伙伴念成了“向日葵”。“向日葵”便成了夏泽奎的绰号，一直跟随到了今天。这个绰号把他与故乡紧紧地焊接在了一起。据焊接学讲，焊接点因为原有分子被破坏与分子的重新组合，所以焊接点往往是最结实的，最不易断裂。从湖北走到广东的夏泽奎就这样被牢牢地焊接在故乡上了。他写故乡湖北竹山的点点滴滴，他写如今居住的顺德，他写顺德的那个小镇——北滘。故乡与“第二故乡”就似两个情人，无情地撕扯着夏泽奎的心灵，竭尽全力争夺着夏泽奎的身体。他将《向日葵》、《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春天》、《远去的父亲》、《故乡记忆》、《枕在耳边的小人书》献给了故乡——湖北竹山；他把《北滘文脉》、《顺风顺水上顺德》捧给了顺德和顺德的北滘。

    夏泽奎的散文文风很正，文笔自然，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的有些散文有刻意向上拔的感觉，那种“形而上”无意间淡化了许多情感的表达，不得不说是对夏泽奎散文的一种损伤。这使读者很容易记起杨朔、碧野、刘白羽，从而弱化了他具有传统意义上的语言。

    向上，是我们精神上的追求。如果没有外力的助推，我不知道向上的力量到底是来自何处。

二 夏泽奎的读书随笔

    夏泽奎所选的这几篇读书随笔（实际上是文学评论）是很有力度的。他只是自谦为“读书随笔”罢了。

    书不可不读。而读书随笔便是读书后的自我总结了——可以从书的精神指向、书的语言、书的文本作一个全面的深入，是一个读书人应当自觉的事情。夏泽奎在这方面是很认真的。

    夏泽奎的读书随笔可以看作是他在文学修养与文学鉴赏上的自我完善。

    但是文学评论与文学批评被我们的“泛人情化”给肢解了。似乎“评论”就只能说好，与“批评”毫无干系了。其实文学评论就是文学批评。而文学批评就是文艺评论。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是人文科学中的文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这三个基本部分组成的。这就可以看出文学批评的重要了。普希金认为文学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英国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文学批评”的条目是这样解释的：“广义而论，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以及文艺问题的理性思考。”

    在以“金钱至上”的中国出版业，文学批评被它们无耻地当作了“炒作”的工具。“捧”与“骂”皆在它们的掌控之中。在这方面我们学好很难，学坏倒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很多还有些“良心”的评论家便只读自己熟悉作者的作品了，他们只解读那些作品。这便莫名其妙地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圈儿。一个圈儿一个圈儿被单摆浮搁着，你读你的，你说你的；我读我的，我说我的。互不干扰，倒也相安无事。

    夏泽奎所写的《论徐则臣的小说创作》、《真实与虚构中的细节审美》、《众声嘈杂中的诗人郑炜》很是精道，写的也是极为认真的。尤其是《众声嘈杂中的诗人郑炜》，在与诗人郑炜的对话中，两人相互激荡出了思想的火花，即说出了诗歌界的现象，又突出了他们两个人各自的认识。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

三 夏泽奎的小说

    夏泽奎的小说总体水平在我看来要远远高于他的散文创作。他的小说不“形而下”，也没有“形而上”，只唯“形”。这个“形”即：当时代人共同拥有的那种失重的感觉——社会的外在与自我内心所形成的胶着，那种胶着所造成的尴尬。这种胶着和尴尬也正是我在小说中所追求的。

    在他的小说里我最喜欢《大暑》。我以为《大暑》应当取代《谁难受谁知道》这篇小说，排在这本书的小说部分的头条。也许是我偏爱这篇小说的缘故吧。

    《大暑》极具文本意识。在他的这本书里显得另类，别具一格，有鹤立鸡群的意味，无论是形式还是表达的方式和切入的角度。这篇小说在我的眼里是他最成功的，不仅有艺术的张力，更能将内容和形式与语言完整地统一了起来。在如今死气沉沉的小说界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亮点。他的这篇小说形成了一个文本，从而也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完整的系统。

    我们往往忽视，甚至忽略了文学的文本意识。在“故事”包打天下的中国文学界，更加剧了这一点。文本和语言是我所关注的。被“故事”所取代的“内容”在我看来并不是完全的、完整的内容。废名先生将“情绪”看作“诗的内容”，那么，小说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能不能把同时代共同拥有的“情绪”当作“小说的内容”呢？这是我无法肯定的，却也无法否定。

    前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指出，“文本是外观的，即用一定的符号来表示；它是有限的，既有头有尾；它有内部结构。罗兰·巴特说，文本一方面是能指，即实际的语言符号以及由它们所组成的词、句子和段落章节，另一方面是所指，即固定的确定的和单一的意思，为表达这种意思的正确性所限定。”以上从技术上中性地对文本做出基本界定。到底是语言决定了文本，还形式决定了文本？我也在思考。夏泽奎的这篇《大暑》是形式所决定出的文本。这对文本的探索是否具有意义呢？答案是肯定的。文本的探索是不是更应该从语言上的探索、追求来完成呢？我们的作家普遍缺少语言探索的勇气。很多人认为我们有很多作家的语言是各有特色。这种“特色”却来自地方的土语和方言，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能够称得上是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文学语言。中国的文学语言，我个人认为：是建立在具有推广和普遍意义上的，以中国普通话为基础的，且具有个人特点的语言才能够称得上是“中国的文学语言”。

    我们终究还是处在语言混乱的年代。我曾经在《谁在说：刘福君的诗歌语言浅析》中曾经这样写道：“现代文学语言的栖息地到底在哪里？英国的语言在戏剧里。法国的语言在小说里。德国的语言在哲学里。美国的语言在路上。日本的语言在樱花中。印度的语言在佛经上。我们的现代文学语言呢？在《诗经》里？在宋词里？抑或在明代的小品文里？还是在五·四的新文学里（革命语言、美文语言、乡村语言、译文语言）？我在寻找现代文学语言（自己的）正确的方向时，却仿佛误入了一个迷宫之中，竟怎么转也转不出来。仰望黛色的夜空，却没有找到能够辨别方向的北斗星。我迷失在语言的这座迷宫里，晕头转向。”我依旧徘徊在语言的这座迷宫里。

小结

    前几天刚刚被选为中国作协书记书记的李敬泽先生，他在《2002·09 独行，以及把燕子飞行的轨迹总结成经验·谁忘了<阿Q正传>？》（《见证一千零一夜》）中写道：“我所注意的是，一个名叫罗时汉的记者始终在工程的现场出没，《上海文学》第七期发表了他的小说：《翻身农奴把歌唱》，这个中篇被《小说选刊》第九期作为头条转载，罗时汉在同时发表的题为《我也是个民工》的创作谈中说：……”李敬泽先生予以了肯定。这样事实的真实写就的小说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我的回答是坚定的，不完全是。

    一位重要刊物的主编（当时应该是副主编），同时又是评论家的李先生在此处完全漠视了小说的艺术。小说的艺术不仅仅只是局限在“艺术再现”这个命题里。在他重视了“事实的真实”的同时却忽视了“艺术的真实”，这是可悲的。艺术的真实在于想象。“艺术的真实”的完成是靠艺术的想象力来完成的。艺术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是两码事，是完全的两码事。靠现实的真实来完成的小说是可以划归到报告文学的范畴里了，应当清除于小说的范畴。所谓的“现实主义”也只能靠现实的真实为想象力的依托点，以此去展开艺术的想象力。所以，我一直认为——写作与生活无关。但，与生活经验有关。

    夏泽奎的文章总有一种“人为的向上”的感觉。我一直在思考“向上的力量是否真的存在”。也许他的哲学观里“形而上”是美好的，但在我的哲学观里“形而上”却是令我厌恶的。我们的出发点也许本来就不同，所以我才说出以上的言辞。现在我依然会生出疑问——向上的力量真的存在吗？

    通观这本《向日葵》，因为夏泽奎的认真，所以称得上是成功的。

                                                                2010 -4-7 于京东平谷静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