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粮食宾馆，门口打着一个横幅，是一个公司的周年庆。一些人从楼上下来，胸前别着带红色小布条的花朵，寒暄走散。我因为等服务员续房，站在台阶上张望。一个女的走出来，她没有马上走掉，而是也站着等待。过了一会她注意到了我，过来问我是不是在等人。

她三十岁左右，穿着一套合身的略显雅致的服装，胸口还别着一个带红布条的花，红布条上写着“欢迎光临”几个字。手里还拿着两份资料之类。我问她是在等人吗，她就把手里的东西给我看，原来她是横幅上那个化妆品公司的业务代表，她还给我一张名片，是业务经理之类。原来她是药研所的一个职工，因为效益不好自己出来了。她向我介绍化妆品，说是直销的，很不错。我问她辛苦吗，她说辛苦，今天这个会就忙了一天。看她的脸上，果然有些疲惫的样子。我的记者名片使她很感兴趣，似乎还有点兴奋，她说你们这样的大记者，难得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啊，我说哪里的事，有新闻就得来，也很辛苦的。她问你在这呆几天，明天还在不在。我说还要呆两天，这时我忽然想到邀请她上楼坐坐之类的，或者晚上叫她来玩，我感到她是可能接受的。这时来了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女人，她微笑跟我说了再见，搭上自行车走了。

我还考虑了一会要不要邀请她晚上来玩的事，觉得她有可能答应也有可能委婉地推辞。这个想法并不是很强烈，却使我有些忧郁。她的家庭状况我是不清楚的。她在这个小城里怎样推销化妆品，我也只是凭常识想一个大概。这样的常识对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帮助。后来我八是否邀请她的问题推倒了明天。

睡前我又想了一下要不要晚上去见王镇长的家属。因为这边的采访还没到程度，我决定明天晚上去。

铬矿场家属院很寂静，没有一个人，一幢沉默的大楼对着屋顶黯淡的平房，这是倒闭了的大厂里一般的情形。我走上大楼第三层，这幢原办公楼的房子都已改成职工宿舍，一个男人在靠东头第三间宿舍门前烧水。我认出这是前天在茶馆里的中年人。

他看见我，点点头，说这里不好坐，到三楼团委办公室里吧。

这间团委办公室墙上还有团员的章程，屋里只剩了一张桌子一条沙发，桌子上有灰，沙发还能坐下去的样子。他拿出两份油印的材料，说我是不是给你介绍一下。我其实惦记着镇长的事，说这材料应该挺详细了，我先看了材料回头再问你，怎么样？说这话时我有些不好意思，但他像早想到是这样地马上说行，我把资料收起来，没坐下多久的我们又起身，这时我感到自己是多么急功近利，心肠冷漠，而他又是多么宽容，就象这座沉默的厂，它的人们在当初无望的抗争中学会了平常心和宽容。那些从省城被截回的上访者队列，那些堵住厂门的人群，消失在记忆和世事深处，茶室散乱的沐着夕阳的竹椅和眼前这两份材料，是最后的痕迹。这座厂的躯壳和还依存它的那些人，是镇子上一个小小的废墟。

我走过镇子的十字街口，老科长告诉我老武装部长上午日常在南街的一个茶馆里。我沿途看到了两个摆着散乱竹椅的茶馆，在第三个茶馆里打听，玩牌的人们说老部长已经回家了，他家是北街一座一楼一底的楼房，楼底是个车库，这时我有些奇怪地意识到这是本地建筑的通常样式，就像茶馆是这里人们生活的一种主要方式。

北街是一片新的住宅区，很多地方没有平整好，这类地方当初的郑重规划和事后半途而废的痕迹同样突出，宽敞的裸露着黄土的街道没有一个人影。我走到老部长就楼底，马上引起了一条拴着的大狗的愤怒，直到老人从楼上下来安抚了它。

老部长家二楼望出去，是一片没有平整过的洼地，丛丛植物在夏天冒得很高，看上去可以捉迷藏，老人说这里在规划中是一个集贸市场。“不知他们怎么弄的，反映了多少次也没用。”

老部长原来6年前就退休了，不过他还有一个退休党员支部书记的身份，时常到镇政府参与一些评议会议，直到去年换了书记，对老党员的工作就不重视了。

“老党员的意见没人听了，支部生活也没人关心了，有事情也不叫我。他们不叫我么，我也就少去，不叫人家心烦。镇政府那个院子我好久没进去了，听他们说起了新的大会议厅，王富邦就是在里面被杀的吧？还没造起好久。”说最后一句时望望我，有点意会的意思。

老部长说他和王富邦不熟，没见过几次，也说不清这人的好坏，但“他是我当时手上送的兵。”镇子里所有的兵都是老部长送出去的，人数有一个连了。

老部长的老伴回家了，或是从厨房出来，她提着一个篮子，把一堆暗青色的瓜和竹笋或者其它东西放到桌上，在平静光滑的大桌子上显得奇特，我宁愿相信这些东西不是来自市场而是菜园。似乎还有和皮的土豆，大叶的、漂浮的暗青的茶。老伴的手臂，粗而肥实。老部长抗过美国，去过西藏平叛，因为想竹子和米回了家乡。

“就在这吃饭啊”，老伴说，于是那些青色的食物开始潜在地吸引我的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