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余虹日前跳楼自杀。最近一些年在中国高校也时而发生跳楼自杀事件。文人自杀，在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并不少出现。王国维、老舍、海子、戈麦、三毛、顾城等的自杀，总是引起人们的唏嘘感叹。

斯人已逝，本不应过多说长道短。但是他们的逝去，也许能引起我们的一些反思，给生人一些有益的启发。无论如何，除了少数迫不得已的情形，如历史上的败军之将选择杀身成仁，自杀于自己于家庭于社会，都不是理想的交代。而作为思想者的文人，本应更多给予社会向上的引领而不是给人感叹和无助。

自杀的人，多半应该是遇到了无法超越的心理瓶颈，于是只有诉诸极端的方式。比如余虹的好友介绍，他除了身体的病痛外，性格上有完美倾向，因此也一直遭受抑郁症的侵扰。他的一位导师说他性格“并不开朗”。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古代文人数不胜数，却少有自杀的。他们在面临种种内外的苦痛时，似乎都能寻找到自己的心灵家园，乐天知命，自知排遣。

孔子一生颠沛流离，理想也屡屡得不到实现，也正因为如此，当代就有人给孔子封了“丧家犬”的称号。可是也应该看到，孔子虽然是“丧家犬”，但是是个很快乐的“丧家犬”，这个“丧家犬”可以做到“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中国古代文人受到磨难和不顺而不为击倒的例子还有更多。陶渊明可以“菜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苏东坡、李白等人，屡遭罢黜，但是始终能做到自我排遣，用诗词来抒发不快。也更有不少古人在遭到极度磨难痛苦时，反倒迸发生命意志，留下千古成就。比如受了宫刑的司马迁奋力完成《史记》。

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有一种圆融的精神，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智慧。一方面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能够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另一方面也有一方心灵净土，能够在即使身心遭到极度压力下自我释怀。从具体的文化修养上来看，中国古代文人，多有深厚的儒释道文化的修养，使得他们能做到入世与出世的兼融，身负天下责任却又能保持开阔心胸，不为艰辛磨难击倒。

倒是西方社会尤其是近百年来各国的著名文人和思想者中，有不少是自杀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跳海自杀。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悲观失望中自杀。写了《老人与海》的海明威最终自杀。对于茨威格来说，选择自杀结束生命的理由是：“我精神的故乡已经毁灭。”其他比如莫泊桑、伍尔夫、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也都走上了自杀道路。

从这些自杀者看来，都能看到他们在精神上遭遇的穷途末路。很多自杀者，比如海明威、伍尔夫等，有明显的抑郁症倾向。这让笔者想到一个文化上的深层原因。西方哲学文化，追求精细和绝对的完美，追求自我实现的极致。这从一方面看是很好的事，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如果只片面强调这些，又似乎缺少了一种整体观的智慧，缺少通达的精神，从而在思维到了尽头的时候，不知道转身和圆融。

这让笔者想到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现状和中国文人的思想背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被完全漠视，其中的优秀精神也随之被遗忘，而中国学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亲近西方文化和哲学为高尚，相当大程度上遗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圆融通达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文人自杀率高与近代中国文人自杀率高，是否有某种内在的文化背景上的联系呢？

从许多的文人自杀中，从历史与近代的比较中，我们似乎应该反思一种文化上的缺失。而从历史上来看，所缺失的东西并非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找不到。但愿在未来这种缺失可以逐渐弥补过来，中国文人能给社会更多朝向幸福和健康的引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