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总是充满许多生动的细节，影片特意选取了男孩子们为“红豆冰”的内裤是什么颜色而打赌、起哄的场面。这个场面只用一只小四偷来的手电筒，就构成了生动复杂的场面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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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飞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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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摄影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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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猫          “红豆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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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四──Ａ──“三角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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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小四从片场偷来的手电筒成为这一镜头进行场面调度的方式：手电筒照亮了“飞机”，“飞机”跑过来；随着手电筒的移动照明，镜头移过小四、另一个男孩Ａ、小猫；不停罗唆着问考试题的“三角裤”的声音作为画外音丰富了影片声音空间层次；随着镜头运动，声源──“三角裤”入画，无声源变成了有声源。这也是影片声音运用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哈尼死后，小四在学校中找到多日未来上课的小明，告诉小明相信他，他愿意照顾她，他就是“哈尼”。在他们边说话边走动的过程中，始终有断断续续的无声源音乐，暗示着一个画外空间的存在。当小四终于大声说出：“我就是哈尼”时──他们来到正在排练的学校乐队前面，乐队排练的声音正是前面出现的无声源音乐。因为这一声源的存在，小四不得不大声对小明说话，但在他说话的过程中，乐队恰巧停止了排练，使小四的最后一句话──“我就是哈尼”落在了一片静寂中，突兀、空洞而具有悲剧色彩。在这个段落中，无声源音乐到有声源音乐之间的转变为小四具有悲剧气息的身分确立提供了奇特的声音空间背景。小四／哈尼对于小明来说只是一个空洞、幻灭的希望，而这种幻灭被声音空间的存在奇妙地扩大、夸张和戏剧化了。这是影片声音空间最有创意的应用。

    一个反打镜头，手电筒照亮了经过的女孩“红豆冰”，镜头再度随着手电筒的移动照明运动。由光线进行的场面调度使青春期男生躁动不安的特点获得充分展现。用光调度的方式也十分富于趣味性。在影片后半部分，小四看到“山东帮”的全军覆没的血腥场面同样是通过手电筒的光线作为场面调度，并格外突出了残酷、风雨飘摇的动荡血腥氛围。

    两个小帮会打架的场面影片处理得十分简捷── 一个全景镜头，横摇，升降；简单的照明突出人群剪影；奔跑的脚步声和突然亮起的走廊灯营造了动荡不定的气氛。影片并没有大力渲染打群架的细节，只了用“滑头”打“小山东”的一拳头这一个细节动作。主人公小四此时还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他并没有参与“小公园帮”和“山东帮”的帮会争斗，只因他还未寻找到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值得学习、值得维护、可以为之奋斗、从而获得轰轰烈烈内心感受的偶像。

    对女性强烈的好奇心；懵懂混乱的内心世界；对某位天生早熟、具有领袖气质的“偶像”人物的崇拜和追随；热衷于打架斗殴、拉帮结派的少年时代；这大概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混沌青春期的典型记忆。大陆拍摄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从本片获益良多，以上要素缺一不可，已经成为“青春片”的代表性特征。但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采用了较为强烈突出的个人视点，对于以上要素均有着意渲染、无限留恋、无限膨胀的倾向，因此缺乏一部史诗式影片的冷静客观色彩和普遍意义。

    《牯岭街少年杀人案件》在冷静的视角中回顾、重塑逝去的时代。尽管对于青春片必不可少的因素也都逐一表现，但并不使其膨胀并带有导演强烈的个人主义气息，因此，它的世界就更为真切和广阔。

    本片中的光线效果常常用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使其外化。如小四从帮会斗争中脱身而出回到家中，他不停开灯关灯的动作似乎暗示了他内心可能存在的矛盾──他并不象外表那样满足于一个好学生的生活，在内心深处，他渴望轰轰烈烈的青春和成长。影片十分善于利用画框内的画框，在小四家中，灯光照明将内景分成不同的明暗区域，丰富了画面的层次。这样的取景和布光方式在影片中比比皆是，如校医院等场景。丰富的层次犹如《公民凯恩》中的大景深，使影片形成了冷静客观的史诗风格。同时，由于影片有意让主人公位于后景画框，调动了观众的视觉和心理兴趣。

    对三百六十度空间的暗示使影片突破类型片“第四面墙”的幻觉，使观众产生间离效果，得以打破看故事的心态、超越于影片叙事时空，进行深层次的思索。这一手法是影片区别于类型电影的重要特征，也是电影视听手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进步──

    镜头位于小四睡觉的壁橱中，橱门打开，母亲入画；奇妙的是，哥哥的腿竟然从画面上方入画；妹妹的画外音又同时在营造画外空间幻觉。这一场面调度暗示了银幕上方和妹妹的声音空间所暗示的更为广大的画外空间的存在，打破了舞台式的类型片闭合空间观念，力求全方位再现一个完整的时空。

    “超越画框”──这是电影艺术工作者们从电影诞生之初就在进行的努力。只有超越于影片的取景角度，暗示更为广大空间的存在，影片才能突破编导者个人的观念，再现一个更为丰富的时空，为世界留下更为生动的摹本。电影要体现编导者的创作意图──这由编导者所选择表现的时空来决定；同时，电影还应具有更为深刻丰富的含义──这由影片所创造和暗示的时空共同表现。如果影片不能超越画框、超越一个假想的一百八十度空间，那么，它只能用来讲述一个传统的闭合体系的故事，而不可能留下更多的空白供观众加入个人的体验。“三百六十度空间观念”体现的是“闭合体系”还是“开放体系”的原则性问题，创造的是不同于故事场景的具有表现力的独特时空──这个时空可能从未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但却可以令所有的观众以各自的角度介入。这不是简单的故事场景，“where”的问题；而是生命经验的体现，与“时间”共同存在于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构成人与外界独特联系的重要途径。《牯岭街少年杀人案件》这部影片总是力图突破画框，使人物绕过摄影机入画，暗示摄影机以及摄影机背后广大空间的存在，如后面小四与小明在街边谈话，被一个正在买小本子的同学发现，影片就采用了这个同学绕过摄影机机位入画、并利用他买小本子的声音形成画外空间，一再突破传统的一百八十度空间。由此打破了观众观看闭合体系故事的观影幻觉，不得不去思考和加入影片所暗示的广大真实时空。

    小四与小明的初遇完全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那种反复渲染的期待感和神秘气息。小明伤了脚踝，小四送她回教室，因为迟到害怕碰到教官，二人逃学。这里同样有一个有趣的、真实的声音空间效果：小四与小明躲避教官，二人谈话的声音与教官跟卖东西的小女孩谈话的声音交汇在一起，观众不得不在真实的时空中进行选择。声音空间的营造是影片得以真实重现过去时光的原因之一。

    声音空间的丰富层次同样体现出电影艺术中“真实”定义的进步：从“听清楚一切”到“听到一切”。这里甚至带有一定的哲学意味：哲学的根本意义不在于对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作出回答，而在于提出新的问题。艺术领域中的电影同样开始重视提出问题，使观众得以介入和深思；而同时，娱乐片却愈来愈重视以越来越高超的手段虚幻地解决问题。“问题”的提出在电影的影像世界中不是以文学式的方式呈现的，而是构筑一个独特的艺术时空，使观众得以进入、得以回顾、得以遮挽一个逝去的时代和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