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和个人通常是幼稚而机械地结合于一身；个人为了逃离“日常生活的困扰”而遁入艺术创作的领域，暂托于“灵感、甜美的声音和祈祷”的另一个世界。结果如何呢？艺术变得过于自信，愚莽地自信和夸夸其谈，因为它无须对生活承担责任。相反，生活当然无从攀附这样的艺术。“那太高深哪！”生活说。“那是艺术啊！我们过的却只是卑微庸碌的生活。”
当个人置身于艺术，他就不在生活中，反之亦然。两者之间没有统一性，在统一的个人身上也没有内部的相互渗透。
那么，是什么保证个人身上的诸般因素的内在联系呢？只有责任的统一性。我必须以自身的生命回应我艺术中所体验和理解的，好让我所体验和理解的一切不至于在我的人生中毫无作为。可是，责任必然包含罪过，或对谴责的承担。艺术和生活不单必须互相负责，还应该互相承担罪谴。诗人必须记着：生活的鄙俗平庸，是他的诗之罪过；日常生活之人则必须知道，艺术的徒劳无功，是由于他不愿意对生活认真和有所要求。
艺术与生活不是同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于统一的责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