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反对阎连科

十年之间，阎连科有四部长篇小说问世，却朝着两个背道而驰的叙事路向奔跑。《日光流年》、《受活》和《丁庄梦》是一个，《坚硬如水》是另一个。前者是诗化的、悲剧的、本质化和绝对性的叙事，后者是杂语的、喜剧的、表面化和相对性的叙事。如果以巴赫金的杂语理论来看，显然《坚硬如水》更切近小说的自然本性，但是阎连科几乎没有沿着这条阳关道走下去；另外三部小说则是“反小说”的，但是阎连科却在这条险路上愈行愈远。小说家阎连科为什么选择了反对自己的道路？这到底是怎样一条路？这条路对于小说本身来说，得失如何？这些问题是很有意思的。
在《日光流年》、《受活》和《丁庄梦》里，权力、创伤、遗弃与死亡的主题贯穿始终，小说放弃写实地经营人物和故事，而以大写意的绝对主观性叙事完成长篇建构。这种主观性不仅是一种文体和风格，更是阎连科对他所理解的宇宙、命运和人间本质的极端化概括与呈现。这种写作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名称，我称之为“绝对叙事”。它有这么几个特点：
1、空间的绝对封闭与独异。《日光流年》发生在人人活不过四十岁、为世人所遗忘的三姓村，《受活》的故事发生于全村皆是残疾人的受活庄，《丁庄梦》的地点则在艾滋病村丁庄，并主要集中在关满了艾滋病人的一所小学。这些绝对封闭、畸零和特殊的地点所散发出的假定性和象征性，使小说的叙事不必遵循客观世界的常情逻辑，“信口雌黄”因此得到了完全的合法性。
2、时间的绝对静止和循环。历史的背景或者说时间的向度在这三部长篇里是形同虚设的。人物与环境的苦难性质并不随着历史的变更而稍有改变。苦难与死亡已成超时间的必然之物。因此有了第三个特点：
3、宿命的无可抗拒。司马蓝和他的前任们带领三姓村人，对夭折命运的抗争是坚韧的，最终归于徒劳。《受活》和《丁庄梦》，命运的面孔也如此。
4、完全被世界所遗弃的主人公，主人公被塑造和呈现的方式是草芥和棋子式的，受到叙事人的绝对支配。就如同“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一样。
5、本质化的情节编织和世相营构。即是说，作品的情节和世相呈现，是作家对世界、命运与人世之本质概括的直接表像化。正是本质的表像化，成为这三部长篇的构造力和叙事法。
三部作品看起来是超政治的，但同时更是政治性的。它是一个作家代替那些卑贱者、那些被剥夺的人、那些被遗弃在世界之外的畸零者，所作的不平的呼喊和绝望的复仇。他的起点是伤痛与爱怜，但终点却抵达了愤怒与诅咒。诅咒这世界与这些卑贱者一同消亡，什么也不剩。或者，与其说这是诅咒，不如说这就是作家的认识。在他意识的终极之处横亘着死亡和虚无，人类在它们面前必然失败，因为没有人曾将它们战胜。
也正因如此，这三部作品的悲剧性显得怪诞——悲剧的本质，是人类试图以否定命运而肯定自身，然而终归失败；但失败也无改人类无悔地肯定自身的尊严。人与命运的永不和解的张力，构成了悲剧的核心。阎连科的小说则活跃着表里不一的双重声音：从表像上看，是主人公对自身意志之肯定和对不可抗的命运之否定，但作品本质性的叙事基调，却呈现着相反的声音：那是抗争失败的人由于对失败结果的明了，而达成的对自身的否定与放弃，以及对命运的肯定与服从。这是一种源自中国传统精神的顺应与放弃。而这种传统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总是把历史性的事物当作永恒的宿命。总是把相对之物当作绝对之物。在这种传统精神中，人与命运的张力趋向于松弛和消失。因此我们这个民族至今仍是一个匮乏悲剧的民族。
由于这个民族的个人生命意志持久不得伸张，历史的正义迟迟不来，因此民族之魂里蕴蓄着恒久的悲情，愤怒和哀伤吞噬了小说家。这是一种端凝的、无心游戏的、趋向于中心的精神状态，它的本质是诗。而小说天生是杂芜、游戏、消解和游离中心的思维方式，它的本质是杂语。西方小说和中国的传统小说的叙事精神莫不如此。因此我的不成熟的意见是：就叙事生命力而言，也许阎连科《坚硬如水》的道路，才埋藏他更丰富的可能性。因为，小说家只有自己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小说。正如我们只有解放自身的精神，才能解放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