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的幸福

 

故事发生时梭伦还不是雅典执政官，而是一个周游列国的商人。这天，他来到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国王克利萨斯隆重地款待了他，并请他见识了自己巨大的财富和威权。然后他问道：“见多识广的梭伦啊，告诉我，你遇见的最幸福的人是谁？”记载这件事的希罗多德说，克利萨斯提问时认为他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料梭伦立刻回答说是雅典的忒勒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管理得很好的城邦，膝下有一群勇敢而又善良的儿子，也看到了健康的孙儿们的诞生，并且在享受了一个人于常理之中所能有的幸福生活之后，为雅典抵御埃勒西斯而光荣献身。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心存感激地纪念他。克利萨斯又问他在幸福的排名表上谁位居其次，并很有把握自己就排在第二位。但梭伦却说：“阿尔戈斯的克利奥比斯和比顿。他们是两个非常富有的年轻人，曾在赛会上双双获胜，并且死得高贵。”克利萨斯为自己在梭伦眼里还不如希腊的平民幸福而恼怒，但又不好意思说什么。显然，东方的国王和希腊的公民因为“幸福观”的不同而导致了交谈的不快，而这种不快则为两种不同的人类划出了截然的分野。
这种分野是什么？英国学者基托在他的著作《希腊人》中指出，这种分野在于：“蛮族是奴隶，而希腊人是自由人。”[这里的“蛮族(barbarians)”一词原是个中性词，是古希腊人用来指称那些不说希腊语而只发出“巴巴”噪音的外邦人。]
在吕底亚国王看来，幸福就是自己能够成为神，享受臣民对自己神一样的供奉和膜拜；幸福就是自己王国里的一切都只属于自己，自己对土地、山川、人民享有绝对的支配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也。而他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能够得知臣民蒙昧愚盲，可供自己随意驱使，永不反抗。他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有些愿望甚是荒唐，任何一个明智的犟骨头都不会同意照他的吩咐去做；可如果大家都是软骨头或者傻瓜蛋，情况就会截然相反。因为国王是这样的幸福观，臣民的幸福就很可推断：他希望自己的一生能够平安无事，吃饱穿暖，得尽天年（如有可能，最好像国王一样穷奢极欲，富贵荣华，只是这种机会非常之少，想它只能徒增烦恼）。只要能够如此，他可以委屈求全，别的一切概不计较。而臣民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碰上一个明君圣主，蒙他开恩减少自己一点苦难和辛劳。这样，国王和臣民的幸福就都不能自主，都建立在对对方的一种不自然状态的期待之上――而这又是他自己毫无把握的事情；为此双方都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根本无暇创造“与己无关”的悠远高尚的文明，因而也就毫无幸福可言。这种“幸福观”和实际上的不幸福，就是基托所说的“奴隶"状态。
希腊人的幸福完全不是如此。他的幸福――无论他是一位执政官还是一位普通公民――在于让自己成为一个“卓越（arete）”的人。“卓越”在这里包含了一个自由人在世界上可能创造出来的一切美好之物，并且其美好要不断超越自己和他人已有的高度。而这种幸福理想所产生的土壤，在于希腊人创立了一种高度文明的政治制度――城邦制――一种适合人口不多、面积不大的国家的直接民主制度。正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生活在城邦里的生物。”也就是说，“城邦”是一个尊重每个公民权利的共同体，城邦的公共事务与每位公民直接相关，并得到每位公民的直接而实质性的参与。 “希腊人普遍接受这样的假定：城邦源于对正义的需要。个人是无法无天的，但城邦必须使错误得到改正。”（基托：《希腊人》第五章）在个人权利得到制度保障的环境里，在一种简朴的生活习惯中，希腊人一心一意地追求“卓越”。
这种“卓越”的理想，远离各种饥饿专制国家常有的那种“物化人”的功利主义色彩，而只把“人”本身的完美当作目的。在希腊人眼中，一个人只有在道德、心智、肉体和实践各方面――而不是其中的某一方面――都是优秀的，创造性的，才可被称为“卓越”。正如《奥德赛》里的主人公，他既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又是一个足智多谋的策划者，机敏的演说家，既能英勇无匹赢得所有的赛会，也能为一首歌感动得流泪。既能勇敢地抵抗可怕的风暴，又能默默忍受神所降临的一切。只有这样杰出的全能者，才是希腊人“卓越”的榜样；而只有具备这种可能性的人生，才值得一过。在某一领域是个专家，而在其他方面却是白痴，会被希腊人看作是奴隶所为。如果他看见在一个国家里，所有的人都只为了富裕的物质生活而学习英语和高科技，却在人文思想的贡献上一无可取，他会觉得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发了疯，宇宙会因为这种失衡的探索而归于毁灭。
也许一切都可能毁灭，即便是遥远而辉煌的古希腊。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这些后世的人类仍为希腊人创造的卓越文明所迷醉，并且知道他们活着的时候是无比幸福的，这种幸福，只有自由勇敢的创造者才能体会。

 

1999年5月